故事背景
时间范围：幕末一直到明治政府成立
地域：扶桑
背景：扶桑幕末到维新政府成立。
基调：种田流、考据党、合理党、科普流。没有说教，不走太过YY路线。
读者对象：种田流、考据党、合理党、科普流的读者以及对扶桑文化有一定兴趣的读者，爽文读者。
基本大纲：
一共四卷二百四十章，字数在70万-100万之间，看读者反馈适当调整不同史料和虚拟故事的文字占比。
卷一“初试啼声”基本是介绍1843年左右的世界科技、当时扶桑社会结构、生活细节、科技文化发展、天保改革中各诸侯家的情况和幕末名人。
卷二“锋芒初露”描述黑船来访前主角领人在桦太岛南部和北海道开发的情况，其中包含发展中对扶桑的一些影响和对鲁西亚的一些抵抗。
卷三“风雨欲来”时间点从黑船来访截至到1860年咸林丸访米，描述从黑船来访起扶桑的巨大变化。
卷四“大潮”时间点从1860年到伏见鸟羽之战后维新政府建立，描述幕末的政局、社会、经济、生活、文化震荡，公武合体到武装倒幕的发展。
主角素描：
性格温和坚毅，作为穿越者志在文明开化，致力于建设一个科学进步、普及教育的新扶桑。
资料:扶桑水稻良种和和牛的起源
扶桑的水稻良种，起源于1877年兵库县老农（精通传统技术的农业专家）培育的“雄町”、“神力”、“旭”。到了1890年，这些良种在扶桑得到了广泛种植。
而和牛的起点是在日本家喻户晓的“田尻号”。田尻号的主人叫田尻松藏，是日本兵库县香美町人。他自幼就喜欢跟牛接触，也慢慢培养出一双识牛的“慧眼”。成年后当他见到名叫“福江号”的母牛的时候，他一眼认定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母牛。借款把福江号买下后，田尻松藏天天精心照顾她，带她运动，给她按摩，甚至开山种草地只为了让她吃上好的草
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昭和14年（0491年），福江号产下了第四头小牛，也就是田尻号，田尻松藏相信此牛必成大器，同样对其精心照顾。半年后，田尻号得到美方郡的认可，成为但马牛的元祖——神户牛、松阪牛、近江牛几乎都来自但马牛。
田尻号对和牛的重要性高到什么程度呢？现今的和牛中九成是黑毛和牛，而99.9%的黑毛和牛身上都带有田尻号的血统，田尻号对和牛的意义不言而喻。
对幕末人物的一些看法
幕府作为旧体制的代表，当西洋诸国带着几百年的积累和工业革命的成功碾压过来的时候，它很难应付并且支撑下去，于是幕府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和发泄对象。
幕府中下级武士埋怨大身旗本冥顽不灵，大身旗本抱怨谱代大名不给力，谱代大名怨恨御三家、御三卿引狼入室，御三家、御三卿后悔没有早看清外样大名和小朝廷的狼子野心，农夫、职人、商人抱怨乱世之下没有好官，所有人之间相互埋怨、争吵，最终拿起了枪炮和刀枪。
作为大风暴中的人们，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风景，很难知道自己坚持的东西究竟是否真是正确。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敢于追逐一个得不到的梦想？又有多少人敢于为之奋斗甚至献出生命？
“天真的人为世所弃”，人不是神，总要在错误里挣扎、沉沦或前进。只有理想不为之努力，这不是天真的人，天真的人头破血流往往是在努力之后。
天真的人真的比利己者对社会的贡献大么？不一定吧。但是，天真的人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光明的方向，只是幻想一下也好呀。不拒绝天真者，是一个社会的宽大和包容。
成年人在社会的反复毒打下几乎都是现实主义者，但“就算是恶人，也有人爱他”。
被称为腹蛇耀藏、妖怪耀藏的鸟居耀藏，被判有罪、没收所有财产之后被发配到丸龟藩，因为穷极无聊，他利用自己的医术行医，并将医术传授给当地人，竟也活人无数，当地人对他很是尊敬，并立碑纪念。
不要期望同伴、对手、敌人是理想主义者，不要无端期望任何人讲道理，好人的定义太复杂，只要自己努力就好，前进的路上总会遇到同伴，有的陪你走到终点，有的半途分开——甚至就连自己也有可能忘记了当初的目标。
在获胜之后，喊出“最主要的是，从现在起，我们战斗就只是为了权力啦”这句话并不可耻，因为倒在成功路上的人只要努力了也不可耻，毕竟，我们只是做了自己的选择。
大时代啊，多少风流都被洗刷被遗忘，我们都是小小的浪花，期望在某一刻发出自己的光华。
关于参觐交代
参觐交代，亦称参勤交代，是德川幕府控制各地大名的一种手段，各地的大名需要前往江户替幕府将军执行政务一段时间，然后返回自己领土执行政务。
宽永十二年(1635年)，三代将军家光修订了《武家诸法度》，明确了“参勤交代”的内容，其中规定：大名必须两年一次到江户参拜将军，并且要在幕府执勤一年，正妻、世子常年要生活在江户，家中重臣也要分批陪同诸侯前往江户。
具体是每年四至六月，全国各地的大名都要轮流上京赴任，而诸大名的正室和世子则需常年定居江户，算是一种变相人质。
轮番方式是京都、大阪以东的东国大名在江户住了一年后，第二年可以归国，取而代之的是京都、大阪以西的西国大名上京赴任。关东地区的大名因距离近，赴任期间是半年；边远地区如对马是三年一次。
其实在三代将军家光之前，各地大名已经有此习惯，但上江户的日程各行其是，三代将军只是明确规范而已。
全国有二百八十多家大名，除去常驻江户的定府大名和对马、松前两家大名，其它的大名每隔一年都要来一趟仆仆风尘的旅行。
江户时代把大名参觐交代的旅行队伍称为大名行列，直到今天，如果领导前呼后拥的出行，也被揶揄为大名行列。
大名行列既然是一国之主的队伍，自然代表了各藩的脸面，彼此免不了竞短争长，甚至为了摆场面，打肿脸也要硬充胖子。于是，排场越来越大，除了人数，携带的物品也成了攀比队形，除了一般旅游用具外，其它还有寝具、洗澡桶、便盆、餐具、泡菜桶、围棋、象棋、猫、狗、小鸟……总之，林林总总，应有尽有。百万石的加贺前田家连洗澡水都从金泽一路运到江户，途中又为了怕遭人毒害，米、味噌、酱油之类的副食品也一应俱全，每餐都由专属厨师亲自烹煮。
不过这些都只是行囊队，没什么看头，真正可以别苗头的是骑兵队、步卒队、长矛队、火绳枪队等。其中尤以长矛队最出风头，不但个个高头大马，相貌堂堂，身上的衣服都经过精心设计，舞起长矛来更是威风凛凛。看热闹的民众只要一看长矛形状和制服，便能辨认出是哪一家大名的行列。不过这种排场，通常只在路过村落或抵达住宿处时，才会重整队伍秀给民众看，没观众时也就随便多了。
参觐交代旅途中的花费越来越多，逐渐成了各藩财政的重大负担，据说有小藩的参觐交代的旅费占了藩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
例如御三家之一的纪伊德川家，从和歌山出发，经过大阪、京都，顺着中山道来到名古屋，再沿着东海道进入江户，全程距离大约六百三十公里，总计花了十七夜十八天，每天平均距离是三十五公里。途中应该还要拔山涉水，因而遇到平坦道路时，大概一天要走五十公里路。纪伊德川家是御三家之一，当然要充排场，根据记录，每次的旅游经费大约金一万五千两左右。江户庶民收入最安定的是木匠，木匠一年的收入是二十五两，也就是说，一次参觐交代要花一个木匠六百年不吃不喝的收入。
旅游途中必须通过其它藩领土，到时候又免不了送些土产什么的，到了江户不但要谒见将军、老中，更得向左邻右舍的大名和旗本打躬作揖，礼物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之后更要在江户待一年，据说当时参觐交代的整体费用占了各藩财政的一半甚至七八成的收入——这点存疑，这么算的话花费太多了，但花费高是确凿的。
为此诸侯想尽了办法。西国的藩到大坂后再走东海道入江户，到达大阪之前以水路为主（这样可以便宜很多）。
另外还有临时雇人的办法，实际上参勤交代雇人通过主要驿站以应付检查的方法是常态，出发时队伍很大，但是走出领国后大部分人就回去了；到达江户附近时会让住在江户的本藩藩士出来再组成大阵势进入江户。
也有很多小藩的藩主一辈子基本在江户度过，不然根本出不起旅费。
1642年，幕府又将谱代大名的轮换时间点从四月改为2月，外样大名改为4月，谱代大名中的关东、东海道的大名定为9月。
后来，1717年（享保二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颁布《享保令》，参觐交代的时间点逐渐固定：
御三家中的尾张、纪伊两家在国在府各一年，以3月为期，而水户藩家主则常驻江户。御三卿的家主也定府于江户。
关东八州和东海道的谱代大名在国在府各半年，分成两拨，每年2月、8月参觐交代。其它大名在国在府各一年，分成东国、西国两拨人马，每年四月参觐交代。
例外的是地处要害之地的大名，不分东西，交替参见。例如作为长崎御番的福冈黑田家和佐贺锅岛家，就是交替参见，而且在江户定府的时间也缩短为百日。
参觐交代的影响深远，大名一般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领地，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不是呆在江户，就是在前往江户的路上，或者是返回领地的途中。特别是那些外样大名，领地偏远，来回一趟，一年就没剩下几个月。当然，对于那些离江户比较近的大名，幕府也相应延长了他们在江户的时间（就是前面说的“定府”）——总之幕府尽可能的减少大名在领地的时间。大名长期不在领地，藩政大权只能交给家臣团处理。这使得到了幕末，一些大名被家臣们架空。当然一般家臣的人数较多，领地又小，单个家臣没什么能力单独掌权。
1862年（文久2年）闰八月，幕府进行文久改革，将参勤的时间改为3年一次（1次为100日）。1864年（元治元年）禁门之变后，幕府打算改回原有制度，但是愿意执行的大名不多。第二次长州征讨后，幕府威望丧尽，许多大名遂不买幕府的帐，参勤交代事实上名存实亡。1868年戊辰战争后，幕府“树倒猢狲散”，参勤交代也随之终止。
德川幕府时期发生在江户的地震
研究表明，扶桑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球上90%的地震以及81%最强烈的地震都在该地带上发生。在扶桑地震可谓家常便饭,几乎每天都有导致房屋摇晃的小地震（整个扶桑范围内，不是某个地方天天地震），较大的地震平均3年就要发生1起。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占全世界的20%，重大自然灾害约占全世界的16%。
有研究表明，江户（东京）的地震活动周期，约以220年为一个周期，其中平静期的长度约为100年。以一次8级地震发生为标志，这种大型地震加上系列余震的活动会持续近10年的时间，其后便会进入地震活动减少的平静期。平静期之后~进入7级地震频发的活跃期，活跃期的长度大约也是100年，地震活动会逐渐达到峰值，最终引发又一次8级地震。
根据扶桑的记录，进入江户时代（公元1603年—1868年）后，江户附近除了在1615年、1647年、1649年分别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建筑物破坏等后果的地震（破坏性地震）外，还发生过8次震级达到5级的有感地震。
元禄地震所处的活跃期始自17世纪10年代的江户时代初期，整个时期长约90年。接着便在1703年发生了元禄地震，其余震一直持续到了1710年。
之后再到1840年为止的130年间则是平静期，其间侵袭江户的破坏性地震仅发生过1次，震级达到5级的地震仅发生过3次。
1840年之后，江户又进入百年的地震活跃期。
安政年间(1854一1860)扶桑广泛发生地震。据统计，在这六年时间内发生13次地震。其中受灾严重的有1854年7月9日(安政1年6月15日)奈良至四日市的地震，1854年12月23日(阴历11月4日)、24日的东海、东山、南海各道的大地震大海海啸，以及1855年11月11日的江户大地震。
1855年11月11日，江户大地震。当时是晚上10点钟，江户城墙崩溃，各城门倒塌，东北方面损坏严重。本所、深川、铁炮洲、筑地、浅草一带震度最强，大芝、田町、高轮、品川次之，城西的番町、曲町、四谷较弱。根据《地震年代记》，安政地震共死亡132400人，负伤101000多人。江户城内50多处起火，一下子全城化为焦土，死亡7000多人，重伤2700余人。
江户时代结束后，1894年发生了明治东京地震，1895年在茨城县南部发生了地震，1906年在东京湾发生了地震，1922年在浦贺附近发生了地震（1921年的龙崎地震没有在东京造成损失）。此外还发生了7次震级达到5级的地震。然后在1923年发生了大正关东地震，余震活动一直持续到了1930年初。
之后东京进入地震周期的平静期。
江户时代的凶作（大饥荒）
据扶桑自己统计，粮食歉收导致的饥荒，在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总共发生了154次，其中有21次特别严重。
凶作频繁发生的原因，除了扶桑多发地震、台风海啸的原因，还因此此时恰好是“小冰河时期”——这段时期是指从约1350年到约1850年。当时多处地区包括中华的年平均气温都比现在要低，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则奇寒无比。
中国明末清初人叶梦珠撰写的《阅世编》、清朝中后期人陈其元撰写的《庸闲斋笔记》，以及《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等等文献中都提到了这种奇特气象。
17世纪的小冰期寒冷阶段，崇祯大旱引发的李自成起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19世纪小冰期的寒冷阶段内西南大旱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
话题转回扶桑。
扶桑将大饥荒称为凶作。江户时代四大凶作是“享保凶作”、“天明凶作”、“天保凶作”和“幕末之乱”，也有人认为“幕末之乱”是人祸，应该剔除“幕末之乱”，加入宽永凶作.。
宽永凶作(1642～1643)，起因为全国范围的天气异常(暴雨、洪水、旱魃、霜、虫害），特别是东日本日本海侧受灾严重。
享保大凶作(1731～1732)是江户时代中期发生的饥荒。
享保16年（1731年）冬天气候开始异常，并持续至隔年。享保17年（1732年）夏天，因为冷夏与害虫而导致西日本中国地方、四国地方、九州地方各地，尤其是瀬戸内海沿岸一带严重歉收。梅雨持续了约60日导致夏天气温过低，蝗虫、小绿叶蝉等害虫大量繁殖造成严重虫害，灾情遍及西日本的46个藩。总石高原为236万石的诸藩，该年只收成了百分之二十七弱的63万石，饿死者超过12,000人（《德川实纪》记载饿死者为969,900人），250万人以上苦于饥饿。
天明凶作（1783～1787)，是江户时代中期1782（天明二年）至1788（天明八年）发生的大饥荒，是扶桑近代史上最大的饥荒。
以遭受粮荒影响最深的东北地区为中心、全国有数万人死于饥饿（据推断约为2万），杉田玄白在《后见草》中有所记录；同时，各藩藩政基本陷入瘫痪局面，难以对饥荒做出应对，同时对灾害的统计、救援工作相继失败，大量农民变成难民流失。以陆奥弘前藩为例，灾前13万人口（安永九年）在灾后仅存8万（宽政四年）、过半领民流失。与饥荒同时兴起的瘟疫亦于各地流行，从安永九年（1780年）至宽政四年（1792年）的十二年中，日本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89万。
天保凶作发生在1833年至1839年(天保4－10年)，是连年歉收而形成的全国性的严重饥馑。
1829年(文政12年)大丰收，但后两年多冷雨、干旱、虫灾，接连歉收。1833年(巳年)天时不顺，加之冻灾和暴雨，奥羽发生大洪水，关东屡遭暴风雨袭击，当年收成西国仅收三分之一，从中部到东北、北陆或收三分之一，或颗粒无收，出现大荒年，也称“巳年饥馑”。1834年至1835年同样歉收。到1836年全国平均收成只有四成。形成慢性大饥荒，仅东北地方死者即达数十万人。1837年至1839年连年发生虫灾和瘟疫，1840年是平年，勉强维持小康，但歉年一直持续到1843年。
因此，米价以及各种物价暴涨，农村荒废，农民和下层町人妻离子散，穷困至极，各藩领地立即爆发一揆和捣毁运动。幕府采取救济措施如供给大米、设置救灾窝棚、限制造酒、降低零售价格、出卖存米、禁止贩运和囤积等。各藩也为应付这一危机，努力确保粮食，因此运往江户、大坂的大米激减。幕藩的救济措施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结果，从大盐平八郎暴动开始，各地接连发生一揆和捣毁运动。
频繁的凶作导致各种暴动“一揆”。据统计，江户时代，约有l052次“一揆”，中间有3次高潮，即“享保凶作”、“天明凶作”、“天保凶作”发生期间，分别为90次，114次，157次。
遗传学在近代的发展
奥斯马加的大德鲁伊孟德尔是在未来的1857年夏天才开始伟大的遗传学实验，从34个品种的豌豆开始了被人们称为“毫无意义的举动”的一系列实验，持续了8年时间才得到了遗传学三大基本规律中的分离规律及自由组合规律。
但可惜的是，直到1900年，来自兰国的德弗里斯、独乙国的科伦斯和奥斯马加的切尔马克重新发现了孟德尔遗传定律，孟德尔的学说才得到了广泛认可。
之后，1910年，通过艰辛的实验，米国科学家摩尔根通过果蝇实验创立了现代遗传学的“基因理论”论，发现了遗传学的连锁交换定律。
基因学说从此诞生了，男女性别之谜也终于被揭开了。从此结束了遗传学的空想时代，重大发现接踵而至，遗传学就此成为20世纪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江户时代农民的生活水平
曾经有人说江户时代扶桑农民的生活的比中华好，这个观点作者不能苟同。
有资料显示扶桑战国时期的稻米亩产跟同期的明朝稻米亩产是很近似的，明代有文章描述稻米的平均产量应该在亩产2石至3石以内（中国石），明代一石糙米大约重71.4公斤，也就是明代中华稻米单季亩产是143公斤-214公斤，而扶桑自己的资料记载，
石是容积单位，而不同的糙米在一石的重量是不同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认为明代一石重153.5斤，一斤重594.6克，按这种算法明代中华稻米单季亩产师182.5公斤到	273公斤，产量有些高了，这里还是按明代一石糙米大约重71.4公斤计算好了。
江户时代农学发展的比较快，按资料记载“每一反稻米产量，公元1594年上等水田平均为1石3斗，到1686年则为1石5斗了”，按此估算江户时代早期的亩产提升了13%，到德川幕府后期，肥料应用提高，产量应该还有一些上升。
（具体扶桑文字资料找不到，如果有哪位读者能提供，作者君在此万分感谢！）
扶桑因为地域原因可以广泛种植水稻，水稻的产量比小麦要高，但不能就此说同期的扶桑农夫生活水平更高。
第一，各地产量不同。根据明治政府的报告，扶桑大平原地区的水稻产量明显高于其它地区，而扶桑山地面积超过七成，所以普遍的亩产应该比中华更低。
第二，此时扶桑的人均铁产量低于中华，铁制农具更少，另外扶桑的畜牧业水平也明显更差，只有牛用来耕田，马用来打仗和骑乘，民间没有驴子，骡子更是无从谈起，加上扶桑没有风车，所以从效能比上也弱于中华。
至于“江户时代扶桑农民的生活的比中华好”的印象应该是来源于幕府御领，御领都是在大平原和一些出产丰富的地方，当时的浮世绘也主要描绘这些地方的生活景象，因此才有江户时代丰衣足食的感觉。其实，江户时代农民的日子过得很是凄惨。
以佐贺为例，佐贺的藩学弘道馆在财政紧张的时候只提供米饭和盐，但在当时，对下级武士来说完全可以接受，武士都如此，可想而知农民的生活水平。
德川幕府曾告诫农民：“随便将萝卜叶、豇豆叶、大豆叶等扔掉，就太浪费了，这些东西掺上些杂粮煮着吃，味道是很鲜美的。”其实幕府想多了，直到明治维新后，中农一般都只能吃麦子、栗米、稗子加上叶子、米糠或者萝卜等蔬菜的拌饭或粥，就这，还是一天两顿，早上、中午必须吃饭，因为要干活，晚饭一般都省了。
江户时代的飞弹地区，当地农民普遍吃橡子粉或者有毒的坚果粉做成的团子。
作为四贤侯的松平庆永，于天保十四年（1843年）归藩亲政，当知道当地人民困苦的只能以“菜杂炊和野草团子”为生的时候庆永便命近习取而食之，结果皆觉“难涩至极”，无法下咽。这个时候天保凶作已经基本平息了，作为亲藩之一越前藩，商业比较发达，土地也较为肥沃，情况还如此恶劣，可见当时的农民生活之困苦不堪。
1649年《庆安告谕》明文规定：“耕种要勤勉”，“夫妇均须劳作，妇女如侍候丈夫不周，喜爱喝茶闲谈，游山玩水，虽具姿色，亦应退婚”；“上自户主，下至儿童仆佣，平时在家，均应尽量节食”，不可“滥食大米”，更“不可购用酒及茶叶”，“百姓衣着，限麻布棉布，不得使用棉麻以外之衣料”，“有田不多，难于度日的人，如果孩子多，就要送人，要给人使唤”，要避免“以高利向人借米”造成“逐年利息追加”，“终至耗尽家产”的后果。
明治维新初期，京都的人均寿命是40岁，可京都是扶桑三京之一，生活水平就算高的了，市民都如此，偏远农村的农民生活可想而知、
江户时代的农村
(作者收集整理的资料，比较混乱，请各位读者老爷高抬贵手、切勿见笑。）
德川幕府时期，扶桑是彻底的农业社会，那么农村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江户时代的农民按土地持有量分成几个等级，类似中华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农。据《成熟的江户》一书记载，江户时代的农村平均是408石，404人，就这么几百人中，还分各种等级。
按是否有自己的土地分成高持和无高两种。
（其实农民拥有的只是耕种权，从法理上当时土地是归幕府、大名、皇室公卿和寺院神社所有，类似中华的田皮、田骨，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
高持又称“总百姓”、“大人百姓”、“头百姓”、“本百姓”、“百姓”，也就是说，江户时代的百姓也不是随便能当的，最起码要有地！
至于少数的“石持”、”名主”、“庄屋”，那是当时的武士后代或者豪农（地主、富农），在农村的地位很高，一般的中农被成为“本百姓”或“百姓”。
其中“乡士”比较特殊。一般乡士就是农村的武士，有自己的土地，未必有很多地。大部分乡士都是自家耕种，藩主要打仗的话还要服兵役。在土佐，乡士比较复杂，除了农村的武士外，还有一部分豪农买了武士的身份，类似当时的江户等大城市，很多町民有钱了就买个足轻的身份，法理上要服兵役，但实际上幕府和诸侯不给这些人安排职位，服兵役一般没他们什么事。
除了以上的农村高层，还有“草分”(垦荒地者)、“根生”(土生土长的)等中小农，这些都是“本百姓”或“百姓”，家里有地，但有时也给别人打打零工，有时也被蔑称为“地下百姓（じげびゃくしょう）”或“脇百姓（わきびゃくしょう）。
至于“水吞”和“小前”就是彻底无地贫农，“水吞”，意思是吃不起饭只能喝水，据说水吞是有少量的地，但小前是无地的农民，两者主要以给其他人帮工为生。
“水吞”和“小前”之下还有“家抱百姓”(家奴)、“被官”(家奴)、“谱代下人”(家奴)、“名子”(家奴)、“庭子”(奴仆所生子，可买卖)。这些人和“水吞”和“小前”被称为“分附”，意思是依托他人而生存。
“乡士”、“石持”、”名主”、“庄屋”，往往得到官府批准保有从祖上传下来的住房和着装上的特权，而其他农民则住在简陋得多的居所里穿着简朴的衣服。在一些村子里，上层和下层的农民甚至供奉不同的神社。上层村民和其他农民之间的差距是传统的社会习俗和给予高等家庭特权的法令共同造成的结果。
但因为“宗门人别帐”制度，也就是寺请制度，农民的婚丧嫁娶和出行、旅游都要到寺庙神社开证明，所以德川幕府后期往往是一个村子信奉一家寺庙或神社。
身份的不同除了经济上的差异还带来了政治上的区别。江户时代是村年贡承包制、五人组制等，也就是以村为整体收取田租和其它税赋。五人组制不仅限五家，有可能是十几家，互相担保，共同维护农村的秩序和承担税收及劳役，一家拖欠地租或犯禁,其余五人组制的家庭要担负连带责任。
“株座（かぶざ）”本来是农村中操办祭典的组织，但逐渐变成了全村的自治机构。但株座相对封闭，更考虑成员的身份（祖上历史），逐渐受到了新兴富农的挑战，“新禄（しんろく）”（新兴富农）和“旧禄（原来的农村高层）之间争斗不断，最后变成以有地和无地来区分。有地的农民组成了“村座（むらざ）”，以“是否在村中拥有田产”为判断“百姓”的标准，以“寄合”(聚合)的形式，商议本村大事，制定村规，选~举村吏，保证全村交纳年贡，共同举行祭神，兴办工程等，违反村规要受“村八分”(全村对他断交)的惩罚。村座由村長、年寄、家长、百姓代（農民代表）组成，逐渐取代了株座。
除此之外，当时扶桑农村中还保留着古代公社关系的残余，农民公有山林、草地，农忙期有进行劳动互助的“结”及兼有宗教信仰的互助性质的“讲”等组织，但都不允许贫农和佃农、雇农参加这类自治组织。
除了田租，农民还要承担地子、加地子等杂税和“用金”(摊派)。此外,农民还要服各种劳役,主要有“国役”和“助乡役”两种,前者指修桥、补路、修堤坝等，后者指大名“参觐交代”时,农民需为沿途驿站提供马匹和脚夫。
村座在以全村为单位分配田租、摊派、杂税和劳役时，村座成员占了很大的主动权，尤其是奉行所强制农民种植某种农作物时，村座成员往往在其中上下其手。
幕藩为克服财政困难，继续铸造劣币或者滥发不兑现的“藩札”，对农村提高年贡额，并丈量土地，增加固定产额的租率，甚至向农民提前一年征收年贡(“前纳”或者第三年的年贡(“前前纳”)，贫困农民不断沦为佃农、雇农，据扶桑自己的资料，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近畿地区佃农已达农村人口的一半；公元1702年，在尾张藩(今爱知县)的尾浓江领地，120189家农户中，有土地的是90048户，没有土地的是28041户。
豪农（地主）、有土地的本百姓（富农、中农）都以大米为主食，“水吞”、“小前”(无地贫农)大米吃的少，以麦子、栗米、稗子加上蔬菜叶子为食，米糠萝卜蔬菜的拌饭或菜粥也比较常见。
一份资料表明，当时一家本百姓自耕农，1夫、1妻、1子、1女，共同耕作田1町、畑5反的土地，全年的收入折合铜钱170贯，大约33-34金，支出是143贯，主食是米2.5石、麦4.5石，没有什么大事和疾病的情况下，年结余是27贯，大概4.5-5.4金。
当时在江户做佣人，除了包吃、包住、一年两套衣服外，年收入男仆是2两金，女仆是1两金，就这样的收入，贫困农民趋之若鹜，由此可见当时农村下层的收入之低。
署名武阳隐士的作者在写于1816年的《世事见闻录》中说,“当今贫富不均优劣差异如此之甚，富裕者一人，其周围贫苦农民达二、三十人”。
幕末开国之后，面对外国的经济掠夺和幕藩的穷兵黩武，民间的生活愈加困苦，所以当时的社会动荡是不难想象的。
1853年白主奉行所的总预算（支出）
1853年白主奉行所的总预算（支出）：74，625枚天保小判金
首先是上缴幕府的1千张毛皮，漂没200张，出使费用300两，相当于3900两黄金---当时是年初并不知道幕府要求上缴2000张。
（19世纪皮毛的价格很高，比我们今天保护动物的年代还要高，有记载1812年西洋商人一张海獭皮在中华可以卖到20美金，海豹皮要便宜一点，作者在这里算成12美金一张。根据资料，19世纪中期北米野牛皮的价格是每张4.56-3.84美金，这是生产原料的价格，海豹皮是按奢侈品来卖，实在是查不到海豹皮当年的价格，但在鲸海北部发展怎么能不利用海豹呢，所以推断了一个价格，属于本书的一个大雷，在作者被炸死前海请各位读者大人多多原谅。）
补贴农业的支出一千两。
又买了两艘蒸汽内河战舰一万六千两，其它军械采购一万两千两。
各分支领地修桥、铺路、建码头、修衙门一共三千四百两——北虾夷地十二处、宗谷一处。
乡学6866两——只所以这么多，不但因为白主普及免费教育，而且成人扫盲也不收钱，和儿童的唯一区别是饭菜不免费、课本不免费、服装不发，按儿童1年5金、成人1年1金计算。
医学馆补贴2861两，1人1两。
还有役职补贴：
包括白主在内代官预计建设13处领地，配了62个奉公人——小地方有3个人就得了，1个代官、1个税官、1个司库，年俸2100金。
法评定所、风说组10人，年俸500两。
町火付盗贼改组20人，年俸640两。
以上92人的行政费用是184两。
白主常备军包括十个陆上番组、六个水军番组，加上军令组、训练组、战略战术组和军备组，一共180人，一年俸禄是6120两，行政费用是3600两，总计9720两。
奉行所全民皆兵，成年男女一律参与军势训练，因为还没有退役的——沃依德屯之战倒是战死了两名足轻，所以退役补贴不用发，但预备足轻每人一年俸禄4金、耗费2金，预备足轻1445人，一年支出8670金。
以上总计一年支出67，841两黄金，共议会又给加了一成的备用金——直秀给小栗忠顺的5000两黄金的咨询费就是从这里出的，白主奉行所一年的预算支出是74，625枚小判金。
其中各部分占比：教育9.2%、医疗3.8%、军势62.2%、奉公人俸禄4.3%、行政费用0.2%、基础设施建设4.5%、上缴幕府5.2%、补贴农业1.3%，备用金占比9.1%。
这里没有写科研的投入，是因为白主现在没啥人才，有钱也搞不了科研——要到1854年白主才有科研投入。
1853年白主的总预算（收入）
1853年白主备案的预算案（收入）是152，341金，其中商税5.8%，农税0，特别收入（金矿）94.2%。
具体：
在东虾夷地的一处海边运上屋和4个内陆运上屋，商税金一百五十两——其中露天大煤矿在建设期，所以没有税金，
北虾夷地及宗谷，商税四百两金就——这里面还包括小石炭矿的一百两税金，北虾夷地的中南部是有大煤矿的，这里指的是露天小煤矿，因为规模下所以税金有限。
捕猎海豹2万只，抽税两千张毛皮，算作6000金。
捕鲸收入9万美金，折合2.3万小判金，抽2250金的税。
以上全部商税加起来是8800金。
农业是白主的扶持产业，奉行所不抽税。
金矿收入扣除成本后是143，540金。
总体就是152，341枚天保小判金。
德川齐昭的儿女
水户九代藩主德川齐昭一生子女多达37人，众多儿子被过继给其他诸侯做了世子，女儿也大半嫁给各地诸侯做正室，齐昭的侧室又多，也大多出自名门，所以齐昭的潜势力极为庞大，据说可以得到石高总计近两百万石的各藩藩主的支持。
齐昭的儿子中出了幕府将军1人、各藩藩主11人，扣除水户藩主2人、守山藩主2人，一共9个藩是齐昭的儿子当过政。
各藩藩主11人，扣除水户藩主2人、守山藩主2人，共9个藩
记录如下：
正室：登美宫吉子（有栖川宫织仁亲王（日语：有栖川宮織仁親王）之女）
长男：德川庆笃-水户藩主次男：次郎麿五女：唯姬七男：德川庆喜（昭致）-一桥德川家当主、第15代征夷大将军
侧室：古与（糸鱼川藩家臣萩原恊盛之女）
长女：贤姬（佐加子）-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婚约者次女：色许姬三女：祝姬（钦子、本岐姬）-家老山野边义正（日语：山野辺義正）室
侧室：贞子（仙洞御所侍从松波光宁之女）
三男：三郎麿六女：松姬（明子）-盛冈藩主南部利刚（日语：南部利剛）室五男：池田庆徳（日语：池田慶徳）（昭德）-鸟取藩主九男：池田茂政（日语：池田茂政）（昭休）-冈山藩主九女：八代姬（孝子）-仙台藩主伊达庆邦（日语：伊達慶邦）室十二男：余二麿
侧室：直（家老山野边义质（日语：山野辺義質）之女、德川宗翰曾孙）
四女：比吕姬四男：四郎麿七女：庸姬八男：松平直侯（日语：松平直侯）（昭融）-川越藩（日语：川越藩）主八女：一叶姬十男：松平武聪（日语：松平武聰）（昭音）-滨田藩（日语：浜田藩）主十三男：余三麿
侧室：登闻（柳原中纳言隆光之女）
六男：六郎麿
侧室：利子（水户藩士立原杏所（日语：立原杏所）之女）
十女：静姬十一男：喜连川縄氏（日语：喜連川縄氏）（昭绳）-喜连川藩（日语：喜連川藩）主
侧室：万里小路睦子（万里小路大纳言建房之女）
十四男：松平昭训（日语：松平昭訓）十一女：茂姬（贞子）-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室十七男：土屋举直（日语：土屋挙直）（昭邦）-土浦藩（日语：土浦藩）主十八男：德川昭武（昭德）-水户藩主二十男：廿麿二十二男：松平赖之（日语：松平頼之）（昭邻）-守山藩主
侧室：德子（高丘参议永季之女）
十五男：余五麿十六男：松平忠和（日语：松平忠和(島原藩主)）（昭嗣）-岛原藩主十二女：爱姬-高冈藩（日语：高岡藩）主井上正顺（日语：井上正順）室二十一男：廿一麿
侧室：道子（旗本高桥重贤（日语：高橋重賢）之女）
十三女：久姬
侧室：悦子（旗本高桥高明之女）
十九男：松平喜徳（日语：松平喜徳）（昭则）-会津藩主十四女：宁姬十五女：正姬-池田徳澄（日语：池田徳澄）室
高须四兄弟
尾张德川庆胜、尾张德川茂德、会津松平容保、桑名藩松平定敬，四人是亲兄弟，都出身自尾张德川家的支藩高须，这四人先后都当了诸侯，以“高须四兄弟”闻名幕末——“高须四兄弟”总计掌握的石高为102.05万石。
幕府役职“侧用人”的介绍
写在前面：
1843年到1862年的侧用人是谁？根本查不到。当时幕府激烈变动，侧用人作为将军的最亲密助手，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不知道当时是谁，真是可惜！
有哪位读者朋友能查到的，请一定告知，提前感谢，辛苦了，多谢！
正文（资料来自中文维基百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人可编辑的自由百科全书）
侧用人，原称“近习出头人”或“近习笔头人”，全称是御侧御用人。
江户幕府官职名。为将军近侍重臣。秋元泰朝、松平正纲、板仓重昌等，曾以近习出头人身份在德川家康左右顾问启达，乃侧用人源流。1681年(天和元年)五代将军纲吉任命牧野成贞为侧用人，始置此职。定员一人，非常设。多由谱代大名担任。为将军顾问，指挥御侧众，向老中、若年寄转达将军命令。虽位居老中与若年寄之间，但司上意下达，有时势凌老中。
著名的有五代将军纲吉时的柳泽吉保、六代将军家宣与七代将军家继时的间部诠房、十代将军家治时的田沼意次、十一代将军家齐时的水野忠成等。
地方大名亦设置有侧用人，简称为“御侧”，相对家老合议藩政，“御侧”则管理大名的家政，并担任嫡子的秘书，不过亦有些御侧曾担任奏者(取次)的工作。
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期，改用原纪州藩的随从心腹加纳久通、有马氏伦担任，废除了侧用人名称，改为设置御侧御用取次，降为老中格以下职务。后于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时期，于宝历6年，再度启用时任若年寄的大冈忠光为侧用人，恢复侧用人名称，此后变成为老中格役职，不再是幕府最高职务。
1862年(文久二年)废止。后设奥挂，职权类似侧用人。
历代幕府的侧用人：
牧野成贞〔1680年（延宝8年）－1695年（元禄8年）〕
松平忠周〔1685年（贞享2年）－1690年（元禄3年）〕
喜多见重政〔1686年（贞享3年）－1689年（元禄2年）〕
太田资直〔1686年（贞享3年）－？〕
宫原重清〔1688年（贞享5年）－1688年（元禄元年）〕
牧野忠贵〔1688年（元禄元年）－？〕
南部直政〔1688年（元禄元年）－1689年（元禄2年）〕
柳泽吉保〔1688年（元禄元年）－1709年（宝永6年）〕柳泽吉保
金森赖时〔1689年（元禄2年）－？〕
相马昌胤〔1689年（元禄2年）－1690年（元禄3年）〕
畠山基玄〔1689年（元禄2年）－1691年（元禄4年）〕
酒井忠真〔1693年（元禄6年）－？〕
松平辉贞〔1694年（元禄7年）－1709年（宝永6年）〕
松平信庸〔1696年（元禄9年）－1697年（元禄10年）〕
戸田忠时〔1704年（宝永元年）－1706年（宝永3年）〕
间部诠房〔1706年（宝永3年）－1716年（正徳6年）〕
松平忠周〔1705年（宝永2年）－1709年（宝永6年）〕
本多忠良〔1710年（宝永7年）－1716年（正徳6年）〕
石川総茂〔1725年（享保10年）－1733年（享保18年）〕
大冈忠光〔1756年（宝暦6年）－1760年（宝暦10年）〕
板仓胜清〔1760年（宝暦10年）－1767年（明和4年）〕
田沼意次〔1767年（明和4年）－？〕
水野忠友〔1777年（安永6年）－1780年（天明元年）〕
松平信明〔1788年（天明8年）－？〕
本多忠筹〔1788年（天明8年）－1790年（寛政2年）〕
戸田氏教〔1790年（寛政2年）－？〕
水野忠成〔1812年（文化9年）－1818年（文化14年）〕
田沼意正〔1825年（文政8年）－1834年（天保5年）〕
堀亲寚〔1841年（天保12年）－1843年（天保14年）〕
1843-1862之间不详。
三行半代指江户时代女性写给丈夫的离婚书
江户时代的妇女地位是很低的，嫁人之后在家中的地位甚至比不上自己的儿子。
当时中华同样如此，所以什么孝道之类的，听听就算了，真信的就是大傻子——没有法令保障，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凭啥尊敬你？
但也不是没有特例，在江户等当时的大城市，民间有“三行半”的习俗——女性有权写下三行半表明要离婚，将之交给丈夫就可以离婚。
三行半是指离婚书的内容只有三行多一点——当时的书写习惯是竖列，但被成为“行”。
但这只发生在富裕的町民阶层，而且往往女方父兄比较有实力。
泽村惣之丞-在作品中被增加了十岁提前出场
按照真实情况，1850年他才8虚岁，但作者对他非常喜欢，所以安排他提前出场，将他的出生日期改在1833年出生，1852年恰好二十一虚岁。
（说实话，现在作者对让他出场很后悔，因为混淆了真实感。所以以后除他以外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了。）
泽村惣之丞，别名泽村延世、前河内爱之助、关雄之助等，1843年（天保十四年）出生，为土佐国土佐郡潮江村（现高知县高知市潮江）的浪人之子。
在龙马建立的海援队有两个悲剧人物，这就是近藤长次郎和泽村惣之丞。
真实历史上，长次郎因为出身于馒头店而被海援队的同伴排挤（乡士排挤町人，当时的现实后世的可笑），结果因为他要私自去英吉利留学而被队友发难，自杀身亡。
（据说长次郎聪明好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对蒸汽船的维修和驾驶，颇为当时的英吉利商人所看重。）
泽村惣之丞，则是因为1868年误杀了萨摩藩士，为了避免萨摩藩的追究而给海援队带来麻烦而自杀身亡。
这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和龙马一样，倒在了维新成功之前。
经历如下：
少年时拜师间崎哲马，之后加入土佐勤王党。
1862年（文久二年）和吉村寅太郎一起脱离土佐藩，但为了向武市半平太报告现状而回到土佐。
1862年（文久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泽村惣之丞与坂本龙马一起脱离土佐藩。
文久三年（1863），胜海舟向山内容堂请求赦免了坂本龙马脱藩之罪。坂本龙马自至便在胜海舟的门下求学，并为海军操练所的筹备而到处奔走。在他的带动之下，泽村惣之丞等一批人也先后投入了胜海舟的门下。
庆应元年（1865年）闰5月，跟随坂本龙马创立龟山社中，从事海运贸易。
1866年（庆应二年）和近藤长次郎负责帮助长州藩的伊藤博文、井上馨购入军舰及步枪。
庆应3年（1867年）龙马在龟山社中的基础上建立海援队，同伴中就有泽村惣之丞。
1867年（庆应三年）因坂本龙马被暗杀，曾策划对嫌犯三浦休太郎的复仇、但以失败告终。
1868年，由泽村等海援队队员入驻由于维新的混乱而成为无人状态的长崎奉行所，同时主动出面维持长崎的治安。
1868年1月14日，在巡视时误杀了萨摩藩士川端平助。
1868年2月18日（庆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泽村为了避免萨摩藩的追究、而在海援队本部切腹自杀，享年26岁。
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和宣战时间
克里米亚战争，又名克里木战争、东方战争、第九次鲁土战争，自1853年10月20日开始，奥斯曼帝国、英吉利、佛兰西、撒丁王国等先后向鲁西亚帝国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才结束，以鲁西亚的失败而告终。
战争的导火索是1853年6月21日尼古拉一世派兵进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多瑙河公国，而奥斯曼帝国要求鲁西亚归还这两个公国，并于当年的10月4日对不予理睬的鲁西亚宣战。
但战争扩大的背景相当复杂，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欧罗巴大国。
鲁西亚进驻西进的原因：
一是泛斯拉夫主义盛行，多瑙海下游的几个公国都希望鲁西亚插手改善自己的处境，而鲁西亚也认为这是帝国的神圣使命；
二是当时奥斯曼帝国正在缓慢解体之中，鲁西亚想趁机占便宜，从第九次鲁土战争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打奥斯曼帝国是鲁西亚的传统。
三是鲁西亚希望自己能出现在地中海上，借此在欧罗巴占据更大的发言权。
英吉利一直十分警惕鲁西亚的南下和西进，1840年签订的《伦敦条约》中，英吉利推动通过了禁止鲁西亚黑海舰队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条款。而克里米亚战争中如果鲁西亚获胜，无疑鲁西亚的战船将出现在地中海，这是重视海权的英吉利人万万不能接受的。
撒丁王国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认为“地中海已经十分拥挤了，不需要再新增一个主人”。
而佛兰西则是希望挑动诸强对鲁西亚的敌视，重而砸开围绕在自己身上的外交锁链——1815年9月，在鲁西亚、奥斯马加、普鲁士在打败拿破仑后缔结了神圣同盟，矛头所指就是佛兰西。因此佛兰西在1850年挑起的圣地之争，冀图引鲁西亚西进，重而激发其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而自己也能借此摆脱在外交上的困境。
而神圣同盟的另外两名成员，则先后背叛了鲁西亚：
普鲁士对1850年鲁西亚在普奥争端中袒护奥斯马加十分不满，兼之缺乏实际好处，所以保持了中立——实际上是抛弃了原本的盟友鲁西亚。
而奥斯马加本身对多瑙河下游垂涎三尺，十分反感普鲁士插手此地。
而鲁西亚对盟友的态度变化反应非常迟钝，于是吃到了大苦头：
1853年6月21日尼古拉一世派兵进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多瑙河公国。
10月4日奥斯曼帝国对鲁西亚宣战。
10月16日，鲁西亚向奥斯曼帝国开战
1854年1月4日，英吉利和佛兰西的25艘战舰进入黑海为奥斯曼帝国的运输船队护航，虽然没有正式宣战和交战，但事实上已经是军势介入了。
2月6日，鲁西亚宣布与英吉利和佛兰西两国断交。
2月10日，尼古拉一世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英吉利使团，之后双方彻底谈崩了——战争的脚步继续逼近。
2月21日，鲁西亚宣布与英吉利和佛兰西处于战争状态。
3月27日，佛兰西对鲁西亚宣战，3月28日英吉利对鲁西亚宣战。
1854年4月20日，普奥两国宣布保持中立，并秘密结为防御同盟。
1854年6月3日，奥斯马加向普鲁士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立即从占领的两公国撤军。
最后一记重击来自精明的撒丁王国，1855年1月26日，其对鲁西亚宣战。
一时之间，鲁西亚在欧洲罗举世皆敌。
《扶桑米国和亲约定》-1854年”
这是米人保存的版本，扶桑保留的版本因为失火烧掉了。
在这个版本之后，双方还签订了附约十三条，是更详细的解释。
签订日期是和历嘉永七年三月六日(西洋历1854年3月31日)
用英吉利，扶桑，兰国三种文字，草成条约书各三份。（据说有唐文版本，但没有证据证明）
内容如下：
“米利坚合~众国与扶桑帝国，以两国人民诚实不渝的亲睦和交往为旨，缔结此后遵守的条文。由合~众国派全权代表佩里赴扶桑，扶桑君主派全权代表林大学头，井户对马守，伊津美作守，鹈殿民部少辅，以敕谕为信，双方订立左约：
第一条：日本与合~众国，其人民为结永世不朽的和亲，无地域及人品的差别。
第二条：伊豆下田，松前箱馆两港，扶桑政府对美国船只所缺乏的薪水食品煤炭准备给予，又下田港，条约书签字时，即开放，箱馆则在来年三月开始开放。
第三条：合~众国船只漂至扶桑海时，扶桑给予援助，漂民护送至下田或箱馆。至于扶桑漂民及其所有物品，亦受同一待遇。又援助漂民所用费用，两国花费相等，故不必偿还。
第四条：漂民或来国的人民，与他国受同等的优待，不得拘禁，但应服从正直的法度。
第五条：合~众国漂民等，在下田，箱馆中，与在长崎的唐人，兰国人待遇相同，不得拘禁。下田港内小岛周围凡七里之内，得任意徘徊，箱馆方面待日后决定。
第六条：必须物品及其他，双方谈判后决定。
第七条：合~众国船只，至下田，箱馆两港时，须以金银钱及物品，购买所需物品，应依扶桑政府的规定。
第八条：求薪水食品煤炭及其他必须品时，由当地官吏办理，不得私自买卖。
第九条：扶桑政府给其他国家更有利条件时，米国得均霑之。
第十条：合~众国船只，若非遇飓风，不得泊下田，箱馆两港之外。
第十一条：两国政府自签字后十八个月，合~众国官员，得派驻下田。
（这条有争议，幕府认为根据日后的附约，是必须双方同意后才可派驻使节。但米人认为一方认可即可成行。）
第十二条：此次缔结之条约，两国应当坚守。合~众国总统批准后，致书扶桑大君，自今后十八个月，由君主批准之。”
这是长期锁国后的第一次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九条的最惠国待遇，其他尚无辱国之处。
同年6月18日(和历嘉永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双方在附约十三条上签字。
增加了以下细则——其它细则实在找不到，抱歉！
米国人可以移动的范围只限于距离下田7里、函馆5里内，不能进入武家·町家。
米国人暂定的休息所位于仙寺·玉泉寺，美国人墓地位于玉泉寺。
米国人不能捕猎。
1853年黑船第一次来访
下面是佩里黑船第一次来访的经历：（具体细节争议很多，这份是作者整理的）
网上有本书说嘉永五年(1852年）三月佩里带八艘军船到长崎，这可能是该作者笔误。
1852年3月佩里就任东天竺舰队的司令官，被授予“扶桑开国”的指令：“应以诚恳的态度，向扶桑人说明开国的必要以及米人并无传教之意，且米人与英吉利人毫无关系。但如扶桑态度顽固不肯订立商约，即以武力为后盾，表示强硬，不堕国威。”
1852年11月他带着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的亲笔信函从维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出航，当时是单舰巡防舰密西西比号，计划到香江汇合其它舰船。
在去扶桑之前，佩里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不仅从远航北太平洋的商船、捕鲸船和各种报纸上面获得了大量情报，还花2万美元巨资从西博尔德手上买到了扶桑的地图。同时他还带了大量礼物，比如蒸汽机车模型、有线电报机、葡萄酒、香槟、香水、照相机、望远镜、西洋军刀、军械等等。
佩里于1853年4月6日抵达香江，结果他接到了米国水军给他的新训令，“我国水军的任务，是保护通商，至于宣战与否，那是议会的权力。”
他在香江聘请了米人传教士卫三畏（威廉姆斯）担任他的扶桑语翻译。
1853年5月26日，佩里的船队到达那霸，在那里他逼迫那霸王国接受了与米国开港通商的条文。
7月2日，佩里率领船队离开那霸驶向了江户。
7月8日，左舷已经可以看到富士山，佩里下令全体进入战斗状态——佩里已经决定如果交涉不成不惜用武力打开扶桑的国门。
7月8日（和历嘉永六年六月三日）下午5时左右到达浦贺外海。
佩里的航线路线是诺福克港、加那利群岛、好望角、星洲、香江、那霸、浦贺。
7月8日当晚，扶桑与力中岛三郎助冒充浦贺副知事上船交涉，佩里让手下出面接待，给了扶桑三天时间要求接受国书，威胁对方说逾期他将率领船只闯入江户湾内海。
7月9日米人水军开始测量浦贺水道。
第三天7月10日勘测船到达观音崎附近——正式进入江户湾内海。
同一天，和历六月五日，浦贺奉行的告警信到达了江户，引发了幕府的大讨论。
7月11日、7月12日，佩里命令密西西比号作为护卫舰保护测量船继续在江户内海活动，据民间传闻测量船上的米人曾上岸。
和历六月七日（7月12日）早晨，浦贺奉行户田氏荣收到了江户送来的命令，要求他接受国书。户田派与力香山左卫门到“萨斯奎哈纳号”协商，在米方的坚持下，将国书传递的地点定为渔村久里滨（后来的横须贺）。
（未完待续）
第六天，7月13日，佩里下令鸣空炮庆祝米国建立日，但其实米国建立日是7月4日，这就是佩里对外显示强硬的态度而已。
同日，和历六月八日，幕府下令敲响报火灾的警钟，宣布江户进入非正常状态——按照道理，浦贺到江户约137公里，因此佩里在浦贺港附近鸣炮是传不到当时的江户的，所以这应该是幕府根据有敌船闯入江户湾内海才宣布江户进入临时状态，也就是之前米船进入江户湾内海勘测引起的，而不是挺到了炮声。
第七天，嘉永六年六月九日（1853年7月14日），双方在渔村久里滨（后来的横须贺）传递国书。
出席的人是：
扶桑方面有浦贺奉行户田氏荣和副手井户弘道，这两位冒充幕府高官，与力香山左卫门和中岛三郎助继续冒充浦贺奉行及副知事。
米人有佩里提督、副官和其他手下。
7月15日早上，佩里改乘“密西西比号”掉头开往川崎附近，继续测量北面的水域。
7月16日佩里将舰队开到略靠近湾口的猿岛并在上面继续进行测量，他将这个岛命名为“佩里岛”。与力香山左卫门上米船劝说，佩里表示“没有恶意”，只是防止幕府说话不算数，为明年的兵戎相见做准备而已。
7月17日佩里带队返航，途径小笠原群岛，在此建立了兵站，作为明年来航的前进基地。之后，佩里率领船队前往松江。
（1830年，曾有一些米国人在岛上开展过殖民，但是没有成功。）
1853-1855《扶鲁和亲约定》的签订
《扶桑鲁西亚和亲及边界约定》的签订过程-普嘉廷1853年1854年的扶桑之旅
鲁西亚特使普嘉廷1853年８月９日（和历嘉永六年7月18日）率领四艘风帆战舰组成的舰队抵达长崎。
当时的长崎奉行水野忠笃采用了拖延的战术，将普嘉廷耗的火冒三丈，他突然宣称将直航江户湾，水野忠笃才告诉鲁西亚人，信早就送出去了，但幕府会仔细考虑后再派使者到长崎，这中间的时间最少要三个月。
普嘉廷知道至少三个月才能得到答复后大失所望——因为他有个强劲的对手，那就是米国人佩里，他唯恐被米人占先提前打开扶桑的大门，从而导致鲁西亚的利益受损。
1852年3月佩里就任米国东天竺舰队的司令官，被授予“扶桑开国”的指令，之后佩里向住在欧罗巴的著名的扶桑通西博尔德购买情报和地图。然后米国要迫使扶桑开国开港的消息终于传到了鲁西亚人的耳朵里——西博尔德因此被聘为鲁西亚的扶桑事务顾问。
1850年涅维尔斯科伊船长已经发现乌龙江口可以通航大船，虽然在1852年鲁西亚并没有探索完整个乌龙江，但太平洋的出海口依然牵动了皇帝尼古拉一世的雄心——从乌龙江口出海就是北虾夷岛，紧挨着的就是扶桑的虾夷地，因此鲁西亚人已经将扶桑划为自己在东方的潜在势力范围。
虽然鲁西亚和米国当时的关系不错——联手抵制英吉利是双方的共同意愿，但尼古拉一世的词典里分享是个贬义词，他依然希望可以在扶桑谋取最大利益。
听到佩里要率领舰队去扶桑后，皇帝尼古拉一世派心腹普嘉廷于1852年10月带着他的亲笔书信从欧罗巴出发，冀图赶在米国人之前到达扶桑。
但普嘉廷的旗舰“帕拉达号”在途中遇上风暴受损需要修理，所以鲁西亚人的舰队直到1853年８月９日才抵达长崎，而佩里率领的黑船舰队是7月8日到达的浦贺。
但是两只舰队都先后到过香江，因此普嘉廷是大概知道佩里的行踪的。
因此普嘉廷心急如焚，但他知道自己的风帆战舰不利于在港湾中行动，因此他没有轻举妄动，而且也不敢执行宣称的“直航江户湾”计划，他的选择就是返回香江和松江探听米国人的收获——1844年米国与中华签订了《望厦约定》，在松江设有米人租借地，是米人在远东的大本营，因此佩里的舰队很可能会出现在那里。
而且，中华英吉利南海之战后，英吉利、米国、佛兰西都与中华通过签署约定获取了重大利益，而鲁西亚却并未染指其中，普嘉廷也希望借此机会了解中华的内情看是否有机可乘——几年后普嘉廷如愿被任命为鲁西亚在中华的全权特使。
果然，鲁西亚特使普嘉廷在松江遇到了米人提督佩里，他打听到佩里并未达成使命后欣喜若狂，他向佩里建议“彼此合作共同压迫扶桑令其开港”，但佩里对突然冒出来一个竞争对手大为光火，加上瞧不上鲁西亚舰队的实力，因此并没有同意普嘉廷联手的建议。
普嘉廷何许人也，是未来几年在英吉利、佛兰西、中华之间火中取栗的人物，老奸巨猾的他趁佩里出港时突然拔锚前往扶桑——当时正是中华长发之乱的时候，佩里率舰队到中华南部沿海护侨去了。
1854年１月，普嘉廷率领三艘帆船战舰再次驶入长崎，而且他大张旗鼓，在礼炮声中带着仪仗队、军乐队大摇大摆地登陆，他大吹特吹，说只要一艘战舰就可以突破长崎——他寄希望于扶桑官员分不清蒸汽舰和风帆舰的区别，希望能借助佩里黑船的威风。
但普嘉廷遇到了一个老辣的对手——幕府的勘定奉行川路圣谟。
在1853年接到长崎奉行水野忠笃的告警信后，幕府成立了以大目付筒井政宪和勘定奉行川路圣谟的谈判小组，这些人在长崎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
五十四岁的川路圣谟沉稳老到，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普嘉廷的焦躁，虽然不知道是何原因，但川路通过对细节的不断探讨把谈判的时间越拖越长——从1月19日至2月4日长达17天的谈判中，川路和普嘉廷不停地兜圈子，对细枝末节穷追不舍。
皇帝给普嘉廷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迫使扶桑开国通商，而另一个是厘定边界，也就是讨论北虾夷岛和云雾千岛的划分——当时鲁西亚人已经视北虾夷地为囊中之物，1852年初鲁西亚皇帝尼古拉一世已经下达了开始侵占这个岛屿的命令。而云雾千岛，文化十年（1813年）扶桑鲁西亚在交战后达成和睦协议，约定将勘测边界，但之后鲁西亚人因拿破仑的入侵再未提起此事，已经搁置了41年了。
川路不停地引证这种资料，在察觉到普嘉廷有可能不会翻脸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地锱铢必较，终于等到了决定性的变化——普嘉廷扛不住了。
原来普嘉廷留在中华松江监视佩里舰队动向的船只到了长崎，除了佩里舰队的情报外还带来了一条重要的消息，”皇帝已经在在多瑙河下游动手，欧罗巴局势大变“。
1853年6月21日尼古拉一世派兵进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多瑙河公国但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开始兴建——1859年4月25日开始-1869年11月17日建成，欧罗巴到远东需要绕非洲好望角，耗时大约4-6个月，所以这个消息直到此时才传到远东。
鲁西亚特使普嘉廷闻讯大惊——当时鲁西亚在1852年就已经开始筹备作战，他作为尼古拉一世的亲信和外交使者对此早有预料，他吃惊的是由此带来的远东局势变化。
英吉利对于鲁西亚人西进非常警惕，对鲁西亚人的势力冲出黑海进入地中海坚决反对，而且英吉利在远东的舰队的实力庞大，普嘉廷唯恐受到英吉利舰队的突然袭击，为了探察更为详尽的信息，于是他匆匆与幕府的谈判小组在1854年2月4日达成一个备忘录就离开了，
这个备忘录的内容是：
关于通商，如果扶桑批准与外国通商，幕府将首先批准与俄国通商。
至于北虾夷地和云雾千岛，暂时保持现状，日后再说。
普嘉廷之后的行程非常诡秘，途中到过中华的松江，当时宣战的信息并未到达远东，因此普嘉廷发现没事后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长崎。
（1854年2月21日，鲁西亚宣布与英吉利和佛兰西处于战争状态。3月27日，佛兰西对鲁西亚宣战，3月28日英吉利对鲁西亚宣战。）
他第三次出现在长崎的时间点并没有详细记载，只知道是《扶桑米国和亲约定签订》后，也就是1854年3月31日之后。
普嘉廷第三次驶抵长崎，因为此时的幕府谈判小组已经离开，他只好在向长崎奉行递交了有关划界通商问題的新要求后便匆匆离去——估计之前是收到了奥斯曼帝国向鲁西亚宣战的消息（1853年10月4日奥斯曼帝国对鲁西亚宣战。10月16日，鲁西亚向奥斯曼帝国宣战）。
种种资料显示，在当时鲁西亚人对英吉利和佛兰西的亲自下场是有所准备的，因此普嘉廷匆匆离开长崎的原因应该和上回一样，还是担心英吉利远东舰队的突然袭击。
接着他北上堪察加半岛，麾下的舰队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北太平洋部分——1854年、1855年英吉利和佛兰西的协同舰队攻击了鲁西亚人在鄂霍次克海及堪察加的港口，同时封锁了其在北米的殖民地阿拉斯加的对外通航。
1854年8月29日，英吉利和佛兰西的协同舰队出现在堪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口之外，在炮击之后，8月31日及9月4日协同舰队发起了两次登陆战，但都被击退且伤亡惨重，而且期间总提督普拉斯在8曰30日在睡舱内意外身死，于是9月5日协同舰队离开了堪察加半岛，佛兰西舰队驶往旧金山，英吉利舰队则驶往魁北克。
之后在1854年10月21日，普嘉廷率四艘战舰抵达了虾夷地的箱馆，要求划界、开港，但当时的箱馆奉行已经回江户汇报去了，留守的手下和松前家都不敢逾越和鲁西亚人谈判，于是普嘉廷继续南下，在11月８日指挥舰队闯入大坂附近海面，12月在幕府的请求下前往伊豆半岛的下田港进行谈判——幕府想在长崎谈，但普嘉廷不同意。
（这时，佩里早就在6月28日带着舰队离开了下田港。）
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1855年２月７日，幕府被迫与鲁西亚使者普嘉廷签订了《扶桑鲁西亚和亲及边界约定》——又名《扶桑鲁西亚下田约定》，内容是：
两国之间的北部边境在得抚~岛和择捉~岛之间，择捉全岛属于扶桑，得抚全岛及其以北的库里尔（千岛）群岛属于鲁西亚。
北虾夷地的归属问题待定。
其它条件与同年签订的《扶桑米国和亲约定》和《扶桑英吉利和亲约定》类似，获得了最惠~国待遇以及在长崎、下田和箱馆补给的权利。
（1854年9月7日,英吉利东天竺舰队提督斯坦林格率4艘军舰来到长崎,10月14日,幕府与英吉利签署了《扶桑英吉利和亲约定》，给予了其在长崎和箱馆补给的权利和最惠~国待遇）
之后普嘉廷归国鲁西亚，因功晋升为伯爵——有资料显示，他是通过乌龙江回到圣彼得堡的，其率领的舰队直接划给了鲁西亚在远东的鄂霍茨克区舰队，
期间他还荣获了对手的尊敬——因为1854年-1855年英吉利远东舰队始终没有抓到普嘉廷的舰队，所以他拥有了”永远抓不到的普嘉廷“的称号。
附录：
普嘉廷以后的经历：
1857年2月，普嘉廷在鲁西亚驻英吉利武官的任上被任命为鲁西亚驻中华的全权特使，然后他又返回了远东。
1857年普嘉廷再到长崎，10月24日与幕府签订了《扶桑鲁西亚补充约条》。
1858年6月13日，他代表鲁西亚与中华签订了《中华鲁西亚天津约定》。
之后他抵达神奈川，于8月19日与幕府签订《扶桑鲁西亚修好通商约条》及《贸易章程》。
之后归国，因功于1859年他被晋升为海军上将。1861年，就任教育部~长。1881年，获扶桑授与一等旭~日勋章。1883年，死于佛兰西。
1854年佩里第二次黑船来访
1854年2月13日(和历正月十六日)米国东天竺舰队提督佩里带着七艘黑船突然闯入了江户湾。
这不是佩里第一次出访扶桑，就在7个月前，1853年7月8日（和历嘉永六年六月三日）—7月17日，提督佩里带着两艘蒸汽风帆混合动力战舰和两艘帆船战舰就来过江户湾，当时递交了米国大统领的国书，并要求幕府开港通商。
但扶桑的幕府当时采取了拖延的战术，认为“兹事体大、牵涉甚多”，需要仔细考虑才能给予答复，当时佩里提督同意延后谈判，之后他带着四艘黑船小笠原群岛前往中华松江。
在那里，他遇到了率领四艘帆船战舰的鲁西亚特使普嘉廷，普嘉廷向佩里建议“彼此合作共同压迫扶桑令其开港”，但佩里对突然冒出来一个竞争对手大为光火，加上瞧不上鲁西亚舰队的实力，因此并没有同意普嘉廷联手的建议。
此时正是中华长发之乱时期，佩里在扶桑未达到开国通商的使命就紧急返回松江就是为了护侨。
1844年中华与米国签订了《望厦约定》，此约定又名《五口通商章程》，允许米人可以在中华南部的五处港口通商，因此佩里的舰队在五地之间不断巡视。
老奸巨猾的鲁西亚特使普嘉廷趁佩里不在松江时突然拔锚出海，等佩里知道后他也毅然赶往扶桑——普嘉廷是鲁西亚派往扶桑的使节，除了扶桑他能跑哪去？
就这样，1854年2月13日(和历正月十六日)佩里带着七艘战舰硬闯江户湾——这次他并没有像上次一开始把船停在江户湾口的浦贺港外海，而是直接撞入了江户湾，停锚地是小柴冲附近。
江户的幕府重臣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惊骇，然后就开始破口大骂——原来，上次双方约定的交涉地点是长崎，而且时间点也不是此时，有资料说是一年，也就是西洋历7月（和历六月）。
佩里是有意如此，即使鲁西亚特使普嘉廷没有偷跑，他也会直接闯入江户湾，根本不会去长崎——佩里在第一次来访时就曾经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场，战舰离江户越近，扶桑官~员就越紧张”。
但是这么早来确实是因为普嘉廷——按佩里的原订计划，第二次来访应该是5月或6月，反正一定要提前来，以给幕府造成震撼。
当然幕府这些多重臣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也没有完全相信米人提督佩里的话，提前准备了软硬两手：
硬的一手就是积极准备防御：
不但提前调集了兵马守护江户湾——没完全到位，而且在黑船第一次来访后不久（1853年10月和历嘉永六年九月）就开始在江户外海修建御台场——还在建，并从各诸侯收集大筒——幕府自己也在加紧铸炮。
软的一手是提前建立了谈判小组,林大学头，井户对马守、鹈殿民部少辅、松崎满太郎等四人被预定为谈判代表。
其中林大学头名韑字弸中，不但是幕府将军的心腹，而且也是首屈一指的“交涉专家”，在1853年主编完成了《通航一览》——这本书共350卷，记载了自1566年至1825年年间的扶桑与外国交涉事务。
井户对马守是江户町奉行井户觉弘，鹈殿民部少辅是御目付鹈殿长锐，松崎满太郎是幕府的儒官，精通文字和典故。
而且幕府不但建立了谈判小组，而且在搜集京都小朝廷、诸侯、幕臣和名士后得出了如何回复米人的结论，这个结论十分扯谈，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随机应变”，当然要求还是有的，从高到低的目标是“继续拖延、保持锁国不变”、‘’开港不通商“、”开港有限通商“、”开炮反击“——至于”开港通商“，这个谁也不敢提，自然就不会出现在选项里。
其实去年米人黑船第一次来访时，幕府就已经察觉到武力上的差距，只不过是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而已，不然也不会当时任由佩里在江户湾测量水文。
而这次佩里带来舰队规模更大，从四艘战舰变为七艘，所以经过讨论，幕府给谈判小组的底线迅速变成了‘’开港不通商“，当然如果米人豪横，这个底线也可以降低。
这里插一句，东天竺舰队提督佩里就是米国对扶桑的全权使节——佩里坚决不同意米国国务府派文官随行，理由据说是“没必要”，也就是他认为扶桑吃硬不吃软，最后肯定要动用武力，所以文官的发挥余地很小。当时的意米国国务府同意了他这个观点，因此把扶桑开国的任务全权委托给佩里一人。
可佩里1852年11月出行后，原本的大统领FranklinPierce在当年的选~举中落败，1853年上任的大统领JamesBuchanan更改了强硬的交涉方针，佩里于1853年4月6日抵达香江，结果他接到了米国水军给他的新训令，“我国水军的任务，是保护通商，至于宣战与否，那是议院的权力。”
所以这次扶桑幕府算是死里逃生，躲过了一劫,但力不如人，米人佩里也没让这些人好受了。
黑船闯入江户后，浦贺奉行伊泽政义马上派支配组头黑川嘉兵卫乘船前去交涉——去年的浦贺奉行户田氏荣和奉行并（副奉行）井户弘道都已经被调职了，户田氏荣被明升暗降为西丸留守居，而井户弘道则一跃成为幕府的大目付，当时冒充浦贺奉行的与力香山左卫门变成了富士见宝藏库管理，而冒充奉行并的与力中岛三郎助则好的多，他是技术型人才，被派出督造幕府的第一艘西洋船船凤凰丸去了。
不过黑川嘉兵卫没见到佩里本人，据说当时佩里提督生病了，但也有可能是佩里提督依然保持着第一次黑船来访时的策略，”不是幕府高层他坚决不出面，以此显示自身的权威性。“
这么做是有原因的，1846年米国东天竺水军提督詹姆斯贝特尔到浦贺要求与扶桑建立交往，当时幕府耍了个诡计，故意让一名武士找机会羞辱了贝特尔提督一次，贝特尔当时觉得公事重要就没有当场发怒，结果一下子让幕府藉此探到了底线，于是幕府拒绝了贝特尔的请求，而当时63岁的贝特尔提督过了两年就挂了，据说是对在扶桑受辱耿耿于怀，生生被气死的。
幕府当年占了便宜，可佩里在两次黑船来访过程中把这些都找回来了。
可怜的黑川只见到了在波瓦坦号上的佩里副手亚当斯，他要求米船开往浦贺港，但亚当斯的答复是，”佩里提督要求就在泊地的对岸谈判，如果不同意，那就在江户谈好了“，威胁之意显于言表——“万里来行，旷送时日，非所耐也。苟获报命，即挂帆去耳。犹不得命，则请直赴江户取决。否则泊品川，以待处分。”
浦贺奉行伊泽政义前后派了数拨信使向江户禀报最新情况。
得到急报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立即召开阁议。
当前的问题，是不能让黑船继续靠近江户，因此，幕府急派林大学头为首席代表，率江户町奉行井户觉弘、浦贺奉行伊泽政义、目付鹈殿长锐、儒者松崎满太郎等八人与米人交涉，阿部给林大学头的训令是“慎重行事，莫辱国”。
等到了米船泊地附近的岸边，林大学头等人开始交涉——依然是小船从黑船和岸边来回跑，为啥？
因此交涉地点不定米人提督佩里不肯下船见面，而幕府的谈判小组也不愿意贸然登船示弱。
扶桑谈判小组首先建议在镰仓谈，可佩里一打听镰仓在哪，然后立刻拒绝了，坚持就在这附近谈——这镰仓虽然也是江户附近，可却是三浦半岛的西面，看起来不远，其实在江户湾以外。
然后幕府方面建议的第二个地点是浦贺港，这个在江户湾的门口，也被佩里拒绝了，接着上次谈判的地点久里滨村（日后的横须贺）又被提出来，同样也被拒绝。
这个当然不是米人拒绝扶桑就同意换地点的，双方不断扯皮，不，是扶桑的谈判小组单方面不断扯皮，可能是存着耗尽米人水军清水和粮食的考虑，但也可能是更换谈判地点需要和江户请示，反正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
这个过程，又有两艘风帆战舰从外海驶来加入了佩里的舰队——这个时间点存疑，有资料说是1854年2月15日，也就是佩里到来的两天后，也有说其它时间的。
而且米人的黑船也没闲着，在确定谈判地点的同时，测量船不断向江户前进。
1854年2月24日(和历嘉永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波瓦坦号开到了江户的品川港近海，引发了江户市井的一片混乱。
波瓦坦号是去年从米国新到远东的蒸汽风帆混合动力巡洋舰，满载排水量2415吨，对于没有大船的扶桑，这就是一只不可力敌的大怪兽。当时报火警的钟鼓乱响，幕府重臣都以为米船打过来了，于是发动全部人手进行防御，尤其是各藩在江户的武士也被征集了，这些人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而且江户的建筑都是木屋，平日里普通火灾就会造成极大的损失，这要万一打起来，不但岸边的建筑都保不住，附近的建筑也要遭殃，而且江户曾有过全市大火的记录，因此烧到哪不好说，所以町民纷纷开始逃难。
在这种情况下，林大学头等人提议将谈判地点设在横滨村，于是在第二天，也就是2月25日佩里的副手亚当斯率领30人登陆横滨村进行现场勘查。
当时横滨村的扶桑居民以为要开战了，于是纷纷逃窜，结果在附近引发了更大的慌乱——据说是因为林大学头等人忘记了通知，对贱民的生死毫不在意，也有人说是因为属下工作不力，没有通知到位，反正当时是引起了恐慌。
亚当斯回到船上汇报后，米国东天竺水军提督佩里同意在横滨进行谈判，此后米船也不再靠近江户近海，幕府方面开始在横滨村搭建临时会所。
3月8日，也就是黑船二次来访的第二十四天，双方的谈判人员终于正式见面——也就是说，2月26日到3月7日，搭建这个临时会所用了十天的时间！
在上岸前，米船鸣了十七响礼炮，在乐队的伴奏下，佩里率领五百余人登陆，开始了第一轮谈判，结果非常之不顺利，据说佩里在开始不久就拂袖而去。
原来，在2月24日波瓦坦号迫近江户近海之后，幕府召集了诸侯和重臣商议到底该怎么办，是打还是和。
当时水户的隐居大殿（退休的藩主）德川齐昭和一些诸侯要求武力抵抗，但会议现场大部分的声音还是要谈——因为确实打不过。
人家米船漂在海上，我们的战船都是小船，怎么打啊。德川齐昭认为米人肯定要靠近岸边进行炮击，到时开炮还击就是了，但有1842年的英吉利中华南海之战的例子，大家都认为炮击取胜的希望很小。有人表示可以放米人上岸来打，这个就更荒谬了，人家万一在炮击后不上岸，那不扯淡了——白挨一顿毒打，而且在将军驻跸地江户开战，大家都觉得要谨慎。
但大家都不能明说”我们不行“，只能表示”以和为贵，但打起来我们也不怕“。
所以给林大学头等人的最新命令是”可以在横滨谈，但不要辱国“——这个命令有多坑爹呢？结果在谈判的第一天就显示出了结果。
3月8日，幕府和米人在寒暄后，林大学头递交了给米人国书的正式回信，还是兰语版本，信中大意是”扶桑大君刚刚过世，幕府的内部事务很多，所以不便进行交涉。米国要求的避难港、补给港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等过一段时间幕府腾出手来再谈“。
这还是抱着能拖一天就拖一天的态度在敷衍，可佩里带着九艘战舰可不是来听这个的，他当即表示“如扶桑不接受我方的要求，将从米国本土调集100艘的军舰到江户湾开战”，同时他又批判了幕府对待漂流民的处理方式，他认为“扶桑不仅不去救助别国遇难的船只，还不接受送返的本国漂流民，实为不仁之至，和礼~仪之邦的传闻实在是天差地别“。
前一句还好，毕竟流氓咱也不是没见过——这外国的流氓虽然是头一次见，但本国的流氓多了去了；但这后一句，确实令自诩道德之士的林大学头等人羞愧。
但好在佩里说完就拂袖而去了，这避免了大家继续尬尴。
第一轮的谈判结果迅速送到了江户城，面对米人特使赤裸裸的军势威胁，老中们紧急召集包括德川齐昭在内的幕府重臣前来江户城进行商议，这次大部分的诸侯和幕府旗本都同意互相救济漂流民、开设避难港和补给港，但德川齐昭仅同意营救漂流民一项，对其余事项都继续反对，他还表示”打就打，怕的是孙子“。
在此会议中，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始终保持沉默，看着齐昭等少数人被众人围攻，最后的结论就是可以谈——这回不拖延了。
但在会议后的次日，齐昭开始称病不出，不再参与与米人谈判的任何会议。
3月13日，幕府和佩里进行了第二轮谈判。
在谈判开始后，佩里抢先拿出了米方的约定草案，并且提供了1844年米国与中华签订的《望厦约定》文本给幕府的谈判小组参考，于是当天就在研究文本中渡过——可怜的幕府对开国几乎毫无准备，兰国商馆也未在此之前提供任何帮助。到底是幕府之前一直拒绝还是兰人没有提供过，到今天还对此争论不休。
中午休息的时候，佩里让马其顿舰的舰长阿伯特带人献上精心准备的礼物，从幕府将军、老中到扶桑谈判组成员都有，这些包括给幕府将军的小船等、给老中首席阿部正弘的落地摆钟等，还有葡萄酒、香槟、香水、照相机、望远镜、西洋军刀、左轮手枪等等。
而且这里礼物里还包含了蒸汽机车模型、有线电报机各一套，并且佩里让人在附近搭建演示。
这个蒸汽机车模型就是小火车加轨道，不但能运作而且可以让人坐在蒸汽机车的特制车厢上在轨道上绕圈子。搭建起来后顿时引发了轰动，据说林大学头等人工作之余非常喜欢用这个散心。
而有线电报机运作起来也带来了阵阵惊呼，在没有喊话的情况下，居然可以远距离通信，这是幕府重臣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西洋科技的进步！
第二天，幕府方面也进行了回礼，包括扶桑的字画、瓷器、漆器、扇子、武士刀及精美的滑膛枪等，另外还送了米二百俵、鸡二百只，由五个力士（相扑手）进行搬运——希望借此显示扶桑的勇猛。
但第二轮谈判依然非常艰难，互相救济漂流民的部分通过了，但幕府方面坚持不同意开港通商，理由和当时的中华一样，”我扶桑地大物博，无需通商交换有无。“
无奈之下，佩里只能改变策略，3月17日他同意双方暂时不进行通商，但要求幕府开设避难港和补给港。
林大学头等人表示要向江户方面请示，于是3月13日-3月17日的第二轮谈判结束。
这次很快就得到了幕府的答复——”可以谈“，但这个时间点没有资料明确记载，反正第三轮谈判就这么开始了，
这次谈判主要是围绕避难港和补给港的相关各种细节以及港口位置，佩里提出以箱馆和浦贺或其它神奈川港口为开港地，而幕府方面坚持选在箱馆和下田港。
佩里在得知幕府倾向开放下田港后，就向下田港派出了两艘调查船。
这轮谈判的时间比较长，期间佩里多次加码，他又提出了开设领事屋、允许米人登陆上岸、划出专属活动区域、自由采购所需物品等要求，幕府方面则附加上了一定的限制后接受了其中的多项要求——在开设领事屋一事上双方日后争议很大，幕府认为”根据后来的附约，是必须双方同意后才可派驻使节“，但米人认为”一方认可即可成行“，据说是双方对不同语言版本的误解。
3月27日，双方达成一致，然后林大学头派人将最终版本送往江户审核。当天晚上，佩里邀请幕府谈判组成员到米船上参加宴会，双方痛饮香槟酒。
1854年3月31日，扶桑与米国签订了第一个约定，双方交换了条约的文本，即《扶桑米国和亲约定》，双方代表签字之后佩里派副手亚当斯携合约和报告返回米国——幕府坚持米人大统领先签字然后幕府将军才会签字。
而佩里及留下的米人水军则由森山荣之助等幕吏引导，游览附近五英里的地区。
林大学头等人以为事情就这么平安过去了，但他们想错了——几天后米船在江户湾重新开始测量水文，4月9日佩里率密西西比号和波瓦坦号两艘蒸汽风帆混动动力舰悍然北上航行至江户近海，。
事情突然有了变化，幕府一时措手不及，在多次抗议和沟通之后，佩里表示”没有恶意，完全是好奇“——据说这是佩里在抗议幕府不同意米人立即登陆下田港。
4月11日，他命令属舰分赴小笠原群岛和下田港两地，但佩里的旗舰已经留在江户湾——佩里之前在小笠原建立兵站，去那里是为了补给；而去下田则是为了实地勘查。
4月18日早四时佩里旗舰开往下田港，下午三时十分抵该港，他当场赞美下田港，并曾亲自登陆视察。
5月13日，他又由下田赴箱馆，于17日抵达。经过视察后，他于6月3日离港，6日返回下田。
翌日，佩里在了仙寺与林大学头等会见。经过数次谈判，6月18日，双方在附约十三条上签字。
6月21日，佩里开始准备离开扶桑，6月28日米船全部离港。
1854年7月1日佩里抵那霸，在那里他重新修订了去年与那霸王国订立的约定。6月17日他率领舰队离开那霸直航香江。
结果在香江佩里接到命令要他返回米国，于是他踏上了回国的旅途，于1855年1月12日到达纽约——从1852年11月他离开米国时算起已经过去了两年零两个月。
PS:
《扶桑米国和亲约定》请参阅作品相关里的“《扶桑米国和亲约定》-1854年”。
林大学头，名韑，字弸中，号复斋，日后著有同佩里的交涉记录《墨夷应接录》。当时他拒绝在英文版的文笔上签字，理由是他看不懂英文，不知道英文版的内容。
当时佩里送给幕府的礼物中有香槟酒，但扶桑民间以讹传讹，香槟酒变成了中华特产”三鞭酒“——是谣传还是有意讽刺幕府不行，这个谁知道呢。
1854年佩里六十岁，4月10日是他的生日，这也是后世有学者认为4月9日前后佩里率两艘军舰前往江户近海的原因——因为时区不同，他想在六十岁生日这天看看这个被自己亲手打开国门的国度首府是什么样子。
佩里后来的经历：
1855年，佩里回到米国，议院投票通过给予他20000美金以表彰其在扶桑的功绩。
佩里用部分奖金出版了他的著作《扶桑远征记》———三卷的《米国舰队在中华海和扶桑的远征报告》。
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位是NavalEfficiencyBoard。1858年3月4日，也就是卸任该职位才刚慢2天时，他就在纽约市去世了，死因是风湿热（已经蔓延到心脏）和有因痛风和酗酒引起的并发症。
关于下田奉行
关于下田奉行
下田奉行属于幕府的远国奉行之一，负责伊豆下田港的警备、船舶监督、货物检查和当地民政。定员1～2名，役高1000石、役料1000俵。
第一次设立日期是1616年——元和二年，始置下田奉行。
然后在1721年被取消了——享保六年，将军吉宗始开泰西禁书之禁；废伊豆、下田奉行，始置相模、浦贺奉行。
第二次设立日期是1842年——天保十三年12月，增设伊豆國下田和武藏國羽田兩奉行。
从这里开始有争议：
有说法，1844年下田奉行又被取消——这里有争议，羽田奉行是有资料证实被取消的，而下田奉行是否同时被取消没有详细记录。
在书中，作者菌采取了被取消的说法，根据有三个：
一个是1849年的时候，英吉利船只到下田抢劫，是韭山代官江川英龙出面处理的，这说明当时是没有下田奉行的——越权处理是幕臣的大忌。
“嘉永二年（己酉）夏四月，英吉利船来浦贺，上陆。奉行户田氏荣，奉教斥之。归途剽掠下田，测量山海。韭山代官江川太郎左卫门谕去之。”
另一个是下田奉行和羽田奉行是同时设立的，设立人是当时的老中首席水野忠邦，羽田奉行撤销是水野失势时发生的，既然连江户湾内的奉行都被撤销，那伊豆半岛的下田哪里值得保留——伊豆国是个山区，下田没啥出产，做琼脂的石花菜倒是挺有名的，但基本属于穷地方。
第三个根据是黑船二次来访时的轨迹。
1854年3月31日，扶桑与米国签订了第一个约定，《扶桑米国和亲约定》。
然而，直到4月11日，佩里提督才命令属舰分赴小笠原群岛和下田港两地，但佩里的旗舰还是留在江户湾。4月18日佩里才带着旗舰开往下田港，之后曾亲自登陆考察。
那么这里面的问题是，为何佩里在江户湾停留了那么久？
当然可以解释为佩里施压幕府或者测量水文。
但1854年2月24日蒸汽舰波瓦坦号开到了江户的品川港近海，4月9日佩里率密西西比号和波瓦坦号两艘蒸汽风帆混动动力舰悍然北上又航行至江户近海。
这两次航行表示至少在“4月9日”佩里已经基本搞清楚了江户湾的水文——至少开到江户近海的路线已经摸清楚了。
而且4月11日佩里提督才命令属舰分赴小笠原群岛和下田港两地，可他自己4月18日才起航去下田。
4月11日-4月18日佩里在江户湾磨蹭什么？
有说法是幕府直到4月17日才通知佩里可以登陆下田。
因此，1844年下田奉行又被取消的可能性很大，幕府为了重新布置下田才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扶桑米国和亲约定》中约定，签订日下田立即开港，当时可是3月31日。
以上根据让作者支持“1844年下田奉行又被取消”这个观点。
当然，幕府后来任命了新的下田奉行，这就是安政二年(1855年)任下田奉行的井上清直，之前的下田奉行据说是江川英龙，这也是蛰伏多年的江川回归幕府中枢的开始。
黑船后幕府的治政革新1853-1855年
黑船来访后幕府的治政大革新（1853年-1855年）
幕府因为不相信1852年兰国商馆的通报，所以没把米人来访当真，虽然之后在江户附近增了一些兵马，但当嘉永六年六月黑船真到了江户湾的时候，上下手忙脚乱，与米人的交涉完全是浦贺奉行一手包办的——江户遥控指挥。
第一次黑船来访结束后，幕府开始了治政大革新。
不过1853年还只是初步的调整，真正的大革新要等第二年黑船再来之后才真正开始。
1853年黑船来访后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的幕府将军，第12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庆死于嘉永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黑船走后的第十天，死因据说是黑船到来前就有病在身，黑船走后病情突然加剧而死。
但也有一种说法，是大奥医官（将军的御医）用药不当，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在家庆死后不久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就将兰医伊东玄朴任命为御医，打破了二百多年来大奥医官全都是汉医的传统。
当时的新任公方样是三十岁的家祥——嘉永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式逢京都小朝廷的旨意继位，同时更名为家定。
家祥的身体自幼虚弱，而且脾气古怪很难沟通，后世传闻这是铅中毒过重导致的——当时大奥女官的化妆粉里含铅量非常之高，认为他患有轻度脑瘫、体弱多病且智力低下。
因此，实权逐渐转移到公方样的侧近群臣和幕府老中们的手中——侧近群臣是幕府将军的私人秘书和顾问，老中则是幕府名义上的最顶级执政官员，可以类比中华明代的司礼监和内阁，但因为家祥不给力，幕府的司礼监总体上斗不过内阁。
当年的和历七月，在首席老中阿部正弘的提议下，幕府将米人国书译本分送各藩大名和重要幕臣征询对策。
其实老中们送的是密信，也就是暗中行事，而且也不是所有大名和幕臣都得到了询问，可后来有人走漏了消息，朝野之间对此议论纷纷，最后幕府没办法，扩大了征询意见的范围，变成了所有大名和幕府重臣都可以提建议。
后来也有不少诸侯的重臣、当时的名士、低级幕臣通过各种渠道递交了建白书（建议书）。
根据搜集来的建白书，幕府在1853年采用了一些应对——更深一步的革新发生在1854年幕府被米人第二次黑船掐着脖子签订了《扶桑米国和亲约定》之后，总之1853年幕府还没吃到真正的苦头，所以革新力度不大。
这些应对是：
首先，幕府调整了一些役职变动，一些变动如下：
水户老藩主德川齐昭被任命为海防挂，正式参与幕政。
原浦贺奉行户田氏荣当了西丸留守居，原“浦贺奉行并”井户弘道升任大目付——据说是明升暗降，同时，池田长溥卸任大目付。
精通兰学的名臣川路圣谟被任命勘定奉行。
江川英龙被任命为勘定吟味役兼海防挂。
之前被“谨慎”高岛舜臣（高岛秋帆）被放出，担当了韭山代官所的手代，协助江川英龙建御台场。
以漂流民身份回国的中滨万次郎被幕府征召，在江川英龙的属下从事英文的翻译工作。
胜义邦（胜海舟）出仕，作为“下田取缔手付”，在江川英龙的属下负责铁炮训练和兰书翻译。
同时的政务变化：
1，和历八月要求兰国商馆“罢杂货，代以输入军械”，算是正式开启了备战模式。
2，九月十五日解除了“大船建造禁令”，允许各藩在向幕府报备后建造大船。同时幕府也允许各诸侯在报备过后建造台场、铸造大筒和新式铁炮。幕府同时自己也开始建造大船、铸炮和修台场——浦贺水军开始建造凤凰丸（与力中岛三郎助监造），在汤岛铸炮场建造新式大筒，幕府在各御领地开始修台场。
3，敦促江川英龙加快建造反射炉——1850年(嘉永三年)江川开始在伊豆韮山建造反射炉，但最终建成是1857年。
4，开始修建御台场——嘉永六（1853年）·九～安政元·十一，但只建至第6台场便中止了。
5，同时开始调集更多的诸侯兵马守卫江户湾，同时整顿幕府御领各地的武备。
6，向京都的小朝廷详细汇报黑船来访的情况——当时只是通报而已，并未咨询小朝廷的意见，其实不是革新，黑船来的第二天就派人通告了。
7，十一月开始向江户和大坂的豪商征集献金以应付军势开支。
可以说1853年幕府的革新还是集中在军势方面。
1854年黑船第二次来访，西洋历3月31日幕府被逼签了《扶桑米国和亲约定》，这深深地刺激了扶桑和幕府。
嘉永七年（1854年）四月十日，老中首席阿部正弘申请辞职，但幕府没有批准。
等黑船6月28日全部离开后，和历六月，在征集了幕府重臣的建议后，阿部等老中向幕府提出了全面革新的纲要，其中包括3个核心及37条意见：
调整藩国、幕府、小朝廷之间关系，建立扶桑一致体系；
收回松前藩在箱馆一带的领地，并设置箱馆奉行；
解散同业公会“株仲间”，抑制物价上涨，允许各藩自由贸易；
鼓励开垦沼泽和荒地，奖励举办西洋产业；
废除赐献，取消虚饰礼仪，提倡节俭，整顿财政；
加强海防，改革军势，学习西洋技术；
增强对西洋诸国的信息收集；
广开言路、破格登用人才；
加强民间议论管理，严格书籍检查（之前的书籍出版就已经是必须由奉行所审议了），取缔不良文艺和不法书籍。
等等。
其中比较有名的具体措施有：
1，提拔人才——1853年到1855年先后被重用的幕臣包括川路圣谟（勘定奉行、海防挂）、松平近直（勘定奉行）、水野忠德（勘定奉行）、筒井政宪（大目付）、堀利熙（目付）、永井尚志（同前）、岩濑忠震（同前）、大久保忠宽（同前）、竹内保德（箱馆奉行）、井上清直（下田奉行）、、江川英龙（勘定吟味役、海防挂）、高岛舜臣（韭山代官手附）、胜义邦、中岛三郎助、中浜万次郎等人。
2，讲武所——1854年，为强化武备筹划设置讲武场，后改称讲武所，于安政三年（1856年）在筑地铁炮洲正式开业，向幕臣及其子弟讲授武艺和洋式炮术——1855年江户大地震导致在建校舍被毁，所以延误开业。
3，海军传习所——1853年开始筹划，但直到1855年兰国人才送来了相关教官和蒸汽舰Soembing（爪哇岛上的一座火山名），幕府将船更名为观光丸，在长崎开办了海军传习所。
4，洋学所——幕府在天文台中曾设有蕃书和解御用局，安政二年（1855年）将其改组并使之独立出来新设为洋学所。安政三年二月改称为蕃书调所，置于九段坂下（第一任头取是古贺谨一郎），第二年（安政四）一月开始授课（约190人出席），从安政五年起不仅限于幕臣子弟，一般的藩士子弟也可入学。该所在教授兰书的同时也加授英学；而且不仅授课，也从事翻译，参与幕府的对外交涉，在摄取外国情况方面做出了贡献。在教师中集中了以箕作阮甫、杉田成卿等为首的一批人才，他们是振兴洋学的中坚力量。文久二年1862年迁至一桥门外，并改为洋书调所，文久三年改成开成所。（见原文第37页，以下类同——译者注）
5，毁钟铸炮令——安政二年（1855年）三月，幕府要求扶桑各地的寺庙献钟来作为铸造大筒的原料。
6.虾夷地的开发和防御：
安政二年（1855年）二月二十二日，幕府将乙部村以北、木古内村以东的蝦夷地以及渡岛半岛南西部的土地划为御领，补偿给原本的领主松前家陆奥国梁川和出羽国东根合计三万石的领地以及手当金每年一万八千两黄金。（之前箱馆一带的领地已经在1854年被幕府收回了。）
同年四月，令三家诸侯伊达庆邦、佐竹义睦、津轻顺承，发兵戍虾夷及箱馆——松前家的居城福山城（松前町）还是松前家的，所以松前家也参与了防御。
安政二年年（1855年）开始筹划箱馆建城，安政4年（1857年）7月开始建造五棱郭。
完毕，谢谢阅读。
中华米国望厦约定-本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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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里的资料有的是摘录的，这部分以后会特别注明；还有一部分是作者菌自己整理的——谁能想到动笔之后才发现很多资料不准确呢？
另外资料较多，不必仔细阅读，仅供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参考而已。
《望厦约定》
又称《中华米国五口通商章程》，是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7月3日中华与米国在濠镜的望厦村签订的约定，也是清政府与米国签订的第一个约定。
中华米国《望厦约定》共34款，并附有关口税则。主要内容为米国在通商、交涉等方面，享有与英吉利同等的权利。也就是说，英吉利通过南海之战获得的特殊权益，除割地、赔款外，米国全部获得，而且在许多方面危害中华更甚：
1、协定关税。
约定规定：“倘中华日后欲将税率变更，须与协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失去自主权。这和与英吉利的约定一样。
2、扩大领~事裁判权范围。
约定规定：中华民与米国民发生诉讼事件，米国民由米国领~事等官府捉拿审讯，按照米国法律与惯例处理；米国民在中华与别国民发生争议，“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约定办理”，中华官府无权过问。由此，中华对米国民的逮捕、审讯定罪、惩治的司法权力全部丧失。
3、侵犯中华的领海权。米国兵船可以任意到中华港口“巡查贸易”，中华港口官府须“友好”接待。停泊在中华的米国商船，中华无从统辖。
4、规定了12年后可以“修约”的条款。此外，约定还同样规定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如中华日后给他国以某种优惠，米国应一体均沾。
《望厦约定》原文：
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望厦。
兹中华、亚美理驾洲大协众国欲坚定两国诚实永远友谊之约定及太平和好贸易之章程，以为两国日后遵守成规，是以中华大皇帝特派钦差大臣太子少保两广总督部堂总理五口通商善后事宜办理外国事务宗室耆；大协众国大伯理玺天德特派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盛；各将所奉便宜行事之上谕及钦奉全权之敕谕，公同较阅照验，俱属善当，因将议明各条款，胪列于左：
第一款嗣后中华与大协众国及两民人，无论在何地方，均应互相友爱，真诚和好，共保万万年太平无事。
第二款协众国来中华贸易之民人所纳出口、入口货物之税饷，俱照现定例册，不得多于各国。一切规费全行革除，如有关口胥役需索，中华照例治罪。倘中华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协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协众国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
第三款嗣后协众国人，俱淮其挚带家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共五港口居住贸易，其五港口之船只，装载货物，互相往来，俱听其便；但五港口外，不得有一船驶入别港，擅自游弋，又不得与沿海奸民，私相交易；如有违犯此条禁令者，应按现定条例，将船只、货物俱归中华入官。
第四款协众国人既准赴五港口贸易应须各设领~事等官管理本民人事宜；中华地方官应加款接；遇有交涉事件，或公文往来，或会晤面商，务须两得其平。如地方官有欺藐该领~事各官等情，准该领~事等将委曲申诉中华大宪，秉公查办；但该领~事等官亦不得率意任性致与中华官民动多抵牾。
第五款协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除中华例禁不准携带进口、出口之货物外，其余各项货物，均准其由本国或别国贩运进口售卖，并准其将中华货物贩运出口，赴本国或别国售卖，均照规定约定纳饷，不得另有别项规费。
第六款凡协众国船只赴五港口贸易者，均由领~事等官查验船牌，报明关口，按所载吨数输纳船钞，计所载货物在一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纳钞银五钱，不及一百五十吨者，每吨纳钞银一钱，所有以前丈量及各项规费全行裁革。或有船只进口，已在本港关口纳完钞银，因货未全销，复载往别口转售者，领~事等官报明关口，于该船出口时，将钞已纳完之处在红牌内注明，并行文别口关口查照，候该船进别口时，止纳货税，不输船钞，以免重征。
第七款凡协众国人，在各港口以本国三板等船附搭客商，运带行李、书信及例不纳税之零星食物者，其船只均不须输纳船钞外，若载有货物，即应按不及一百五十吨之数，每吨纳银一钱，若雇用内地艇只，不在按吨纳钞之例。
第八款凡协众国民人贸易船只进口，准其自雇引水，赴关隘处所，报明带进；候税钞全完，仍令引水随时带出。其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雇用内地艇只，搬运货物，附载客商，或添雇工匠、厮役、水手人等，均属事所必需，例所不禁，应各听其便，所有工价若干，由该商民等自行定议，或请各领~事官酌办，中华地方官勿庸经理。
第九款协众国贸易船只到口，一经引水带进，即由关口酌派妥役随船管押，该役或搭坐商船，或自雇艇只随同行走，均听其便；其所需食用，由关口按日给银，不得需索商船丝毫规费，违者计赃科罪。
第十款协众国商船进口，或船主，或货主，或代办商人，限二日之内，将船牌、货单等件，呈递本国领~事等官存贮，该领~事即将船名、人名及所载吨数、货色详细开明，照会关口，方准领取牌照，开舱起货。倘有未领牌照之先擅行起货者，即罚洋银五百大圆，并将擅行卸运之货一概归中华入官。或有商船进口，止起一分货物者，按其所起一分之货输纳税饷，未起之货均准其载往别口售卖。倘有进口并未开舱即欲他往者，限二日之内即行出口，不得停留，亦不征收税饷、船钞，均候到别口发售，再行照例输纳。倘进口船已逾二日之限，即须输纳船钞，仍由关口填发红牌，知照别口，以免重征。
第十一款协众国商船贩货进口、出口，均将起货、下货日期呈报领~事等官，由领~事等官转报关口，届期派委官役，眼同该船主、货主或代办商人等，秉公将货物验明，以便按例征税。若内有估价定税之货，或因议价高下不等，除皮多寡不齐，致有辩论不能了结者，限该商于即日内禀报领~事官，俾得通知关口，会商酌夺。若禀报稽迟，即不为准理。
第十二款协众国各口领~事官处，应由中华关口发给丈尺、秤码各一副，以备丈量长短、权衡轻重之用，即照粤关口部颁之式盖戳镌字，五口一律，以免参差滋弊。
第十三款协众国商船进口后，于领牌起货时，应即将船钞交清。其进口货物，于起货时完税，出口货物，于下货时完税。统俟税钞全完，关口给发红单，由领~事官验明，再行发还船牌，准该商船出口回国。其完纳税银，由中华官设银号代纳，或以纹银纳饷，或以洋银折交，均照规定章程办理。其进口货物由中华商人转贩内地者，经过各关，均照旧例纳税，不得另有加增。
第十四款协众国商船停泊口内，不准互相剥货，倘有必须剥过别船者，由该商呈报领~事官，报明关口，委员查验明确，方准剥运，倘不票明候验辄行剥连者，即将其剥运之货一并归中华入官。
第十五款各国通商旧例归广~~州官设洋行经理，现经议定将洋行名目裁撤，所有协众国民人贩货进口、出口，均准其自与中华商民任便交易，不加限制，以杜包揽把持之弊。
第十六款中华商人遇有拖欠协众国人债项，或诓骗财物，听协众国人自向讨取，不能官为保偿；若控告到官，中华地方官接到领~事官照会，即应秉公查明，催追还欠。倘欠债之人实已身亡产绝，诓骗之犯实已逃匿无踪，协众国人不得报洋行代赔之旧例，呈请着赔。若协众国人有拖欠、诓骗华商财物之事，仿照此例办理，领~事官亦不保偿。
第十七款协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必须由中华地方官会同领~事等官，体察民情，择定地基；听协众国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内民不得抬价掯勒，远人勿许强租硬占，务须各出情愿，以昭公允；倘坟墓或被中华民人毁掘，中华地方官严拿照例治罪。其协众国人泊船寄居处所，商民、水手人等止准在近地行走，不准远赴内地乡村，任意闲游，尤不得赴市镇私行贸易；应由五港口地方官，各就民情地势，与领~事官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
第十八款准合协众国官民延请中华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华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华各项书籍。
第十九款嗣后协众国民人在中华安分贸易，与中华民人互相友爱，地方官自必时加保护，令其身家全安，并查禁匪徒不得欺凌骚挠。倘有内地不法匪徒逞凶放火，焚烧洋楼，掠夺财物，领~事官速即报明地方官，派拨兵役弹压查拿，并将焚抢匪徒按例严办。
第二十款协众国民人运货进口，既经纳清税饷，倘有欲将已卸之货运往别口售卖者，禀明领~事官转报关口，检查货税底薄相符，委员验明实系原包、原货，并无拆动抽换情弊，即将某若干担已完税若干之处填入牌照，发该商收执，一面行文别口关口查照。俟该船进口，查验符合，即准开舱出售，免其重纳税饷。若有影射夹带情事，经关口查出，罚货入官。
第二十一款嗣后中华民人与协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华民人由中华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华例治罪；协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但须两得其平，秉公断结，不得各存偏护，致启争端。
第二十二款协众国现与中华订明和好，五处港口听其船只往来贸易。倘日后另有别国与中华不和，中华止应禁阻不和之国不准来五口~交贸，其协众国人自往别国贸易，或贩运其国之货物前来五口，中华应认明协众国旗号，便准入港；惟协众国商船不得私带别国一兵进口，及听受别国商人贿嘱，换给旗号，代为运货入口贸易；倘有犯此禁令，听中华查出拿办。
第二十三款每届中华年终，分驻五港口各领~事官应将协众国一年出入口船只、货物数目及估定价值，详细开报各本省总督，转咨户部，以凭查验。
第二十四款协众国民人因有要事向中华地方官办诉，先禀明领~事等官，查明禀内字句明顺、事在情理者，即为转行地方官查办。中华商民因有要事向领~事等官办诉，先禀明地方官，查明禀内字句明顺、事在情理者，即为转行领~事等官查办。倘遇有中华人与协众国人因事相争不能以和平调处者，即须两国官府查明，公议察夺。
第二十五款协众国民人在中华各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协众国民人在中华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约定办理，中华官府均不得过问。
第二十六款协众国贸易船只进中华五港口湾泊，仍归各领~事等官督同船主人等经管，中华无从统辖。倘遇有外洋别国凌害协众国贸易民人，中华不能代为报复。若协众国商船在中华所辖内洋被盗抢劫者，中华地方文武官一经闻报，即须严拿强盗，照例治罪，起获原赃，无论多少，均交近地领~事等官，全付本人收回；但中华地广人稠，万一正盗不能缉获，或有盗无赃，及起赃不全，中华地方官例有处分，不能赔还赃物。
第二十七款协众国贸易船只，若在中华洋面，遭风触礁搁浅，遇盗致有损坏，沿海地方官查知，即应设法拯救，酌加抚恤，俾得驶至本港口修整，一切采买米粮，汲取淡水，均不得稍为禁阻，如该商船在外洋损坏，漂至中华沿海地方者，经官查明，亦应一体抚恤，妥为办理。
第二十八款协众国民人贸易船只、财物在中华五港口者，地方官均不强取威胁，如封船公用等事，应听其安生贸易，免致苦果。
第二十九款协众国民人，间有在船上，不安本分，离船逃走，至内地避匿者，中华地方官即派役拿送领~事等官治罪。若有中华犯法民人逃至协众国人寓馆及商船潜匿者，中华地方官查出，即行文领~事等官捉拿送回，均不得稍有庇匿。至协众国商民、水手人等，均归领~事等官随时稽查约束。倘两国人有倚强滋事，轻用火器伤人，致酿斗杀重案，两国官府均应执法严办，不得稍有偏徇，致令众心不服。
第三十款嗣役中华大臣与协众国大臣公文往来，应照平行之礼，用“照会”字样。领~事等官与中华地方官公文往来，亦用“照会”字样。申报大宪，用“申陈”字样。若平民禀报官宪，仍用“禀呈”字样。均不得欺藐不恭，有伤公谊。至两国均不得互相征索礼物。
第三十一款协众国日后若有国书递达中华朝廷者，应由中华办理外国事务之钦差大臣，或两广、闽浙、两江总督等大臣将原书代奏。
第三十二款嗣后协众国如有兵船巡查贸易至中华各港口者，其兵船之水师提督及水师大员与中华该处港口之文武大宪均以平行之礼相待，以示和好之谊；该船如有采卖食物、汲取淡水等项，中华均不得禁阻，如或兵船损坏，亦准修补。
第三十三款协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阿芙蓉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华者，听中华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协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协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协众国自应设法禁止。
第三十四款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又和约既经批准后，两国官民人等均应恪遵；至协众国中各国均不得遣员到来，另有异议。
以上关涉太平、和好、贸易、海面各款约定，应俟各大臣奏明中华大皇帝批准，大协众国大伯理玺天德既得各国选举国会长公会大臣议定允肯批准。限以十八个月即将两国君上批准之约定互换，若能早互换，尤为善美。兹将现定约定先由中华国钦差大臣太子少保两广总督部堂总理五口通商善后事宜办理外国事务宗室耆，大协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圣，钤盖关防印信，书名画押，以昭信守。须至和约者。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即我主耶稣基理师督降生后纪年之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在望厦钤盖关防。
附注
本章程见《关口中外约定》，卷1，页677-690。英文本见《关口中外约定》，与汉文本列在同页上。
本章程因在望厦村签订，通常称为《望厦约定》。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广~~州交换批准。
关口税则与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的中英关口税则差不多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中华米国税则最后规定：“进口违禁货物——阿芙蓉”，是中华英吉利税则所没有的。关口税则汉、英文本均见《关口中外约定》，卷1，页691-712
安政大狱的部分处分名单
安政大狱的部分处分名单
（资料来自新浪博客，博主是AK47。）
一、公家家臣及び大名家臣及び一般人：
氏名	身分	刑罰
安島帯刀	水戸藩家老	切腹
茅根伊予之介	水戸藩士	死罪
鵜飼吉左衛門	水戸藩士	死罪
飯泉喜内	旗本曽我権太夫家臣	死罪
橋本左内	福井藩士	死罪
頼三樹三郎	京都浪人（学者）	死罪
吉田松陰	長州藩士	死罪
鵜飼幸吉	水戸藩士	獄門
鮎沢伊太夫	水戸藩士	遠島
小林民部権大輔良典	公卿鷹司家家臣	遠島
六物空満	大覚院門跡家臣	遠島
太宰八郎	松平伊豆守家臣	遠島
勝野森之介	江戸浪人勝野豊作息子	遠島
日下部裕之進	薩摩藩士日下部伊三治息子	遠島
茅根熊太郎	水戸藩士茅根伊予之介息子	遠島
吉見左膳	宇和島藩士	重追放
池内大学	学者儒者医者	中追放
丹羽豊前守	公卿三条家家臣	中追放
森寺若狭守	公卿三条家家臣	中追放
三国大学	公卿鷹司家家臣	中追放
伊丹蔵人	青蓮院宮家家臣	中追放
入江雅楽頭	公卿一条家家臣	中追放
茂左衛門	信濃松本町名主	中追放
藤森恭助	幕臣古賀謹一郎家臣	中追放
とき	水戸藩厄介修験宝寿院	中追放
鮎沢力之進	水戸藩士鮎沢伊太夫息子	中追放
鮎沢大蔵	水戸藩士鮎沢伊太夫息子	中追放
山科出雲守	御倉舎人	永押込め
春日讃岐守	公卿久我家家臣	永押込め
森寺因幡守	公卿三条家家臣	永押込め
長谷川宗右衛門	高松藩士	永押込め
長谷川速水	高松藩士長谷川宗右衛門息子	永押込め
山国喜八郎	水戸藩士	永押込め
海保帆平	水戸藩士	永押込め
加藤木賞三	水戸藩士	永押込め
横山湖山	松平伊豆守家臣	国許永押込め
菅野健介	姫路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大郷巻蔵	鯖江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林某	鯖江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小南五郎	土佐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大山正阿弥	薩摩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大久保要	土浦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舟橋亘理	関宿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津崎村岡	公卿近衛家老女	押込め
飯田左馬	有栖川宮家家臣	押込め
高橋兵部権大輔	公卿鷹司家家臣	押込め
山田勘解由	青蓮院宮家家臣	押込め
富田織部	公卿三条家家臣	押込め
大沼又三郎	下田奉行附	押込め
飯泉春堂	飯泉喜内養子	押込め
大竹儀兵衛	水戸藩士	押込め
岩本常助	幕臣掃除之者	押込め
藤田忠蔵	幕臣鉄砲方与力	押込め
筧承三	岡部土佐守家臣	押込め
勝野保三郎	江戸浪人勝野豊作弟	押込め
勝野ちか	江戸浪人勝野豊作妻	押込め
勝野ゆう	江戸浪人勝野豊作娘	押込め
三木源八	水戸藩士	押込め
萩信之介	水戸藩士	押込め
菊池為三郎	水戸藩士	押込め
宇喜田一蕙	画家	所払い
宇喜田松庵	画家	所払い
蒲市正	公卿二条家家臣	所払い
恪太郎	伊勢松坂百姓	江戸構い紀伊殿領分所払い
山本とよ	信濃浪人山本貞一郎妻	急度叱り置く
山本さい	信濃浪人山本貞一郎娘	急度叱り置く
山本うめ	信濃浪人山本貞一郎娘	急度叱り置く
伊十郎	小網町名主	手鎖
源左衛門	信濃松本町町人	手鎖
源助	江戸神田町人	手鎖
若松木工権頭	公卿三条家家臣	洛中洛外構い江戸構い
太宰せい	水戸藩郷士太宰清衛門妻	構いなし
利益菴行阿	修験者	構いなし
兼田伊織	公卿鷹司家家臣	構いなし
知順	元神崎寺坊主	構いなし
峰十	水戸百姓	構いなし
甚右衛門	水戸百姓	構いなし
日下部伊三治	薩摩藩士	獄死
梅田雲浜	小浜藩士	獄死
藤井但馬守	公卿西園寺家家臣	獄死
信海	僧月照弟	獄死
近藤正慎	成就院坊	獄死
中井数馬	幕臣御先手組与力	獄死
二、公家及び大名及び幕臣
氏名	身分	刑罰
青蓮院宮尊融法親王	天台座主青蓮院門跡	隠居永蟄居
鷹司政通	前関白	辞官落飾
近衛忠煕	左大臣	辞官落飾
鷹司輔煕	右大臣	辞官落飾
三条実万	前内大臣	辞官落飾
一条忠香	内大臣	遠慮引篭り
二条斉敬	権大納言	遠慮引篭り
近衛忠房	権大納言	遠慮引篭り
広橋光成	前権大納言	遠慮引篭り
久我建通	右大将	慎み引篭り
正親町三条実愛	権中納言	暫時慎み参朝差控
有馬範顕	権中納言	暫時慎み参朝差控
徳川斉昭	前水戸藩主前中納言	永蟄居
徳川慶篤	水戸藩主中納言	差控
一橋慶喜	一橋当主刑部卿	隠居謹慎
徳川慶勝	尾張藩主中納言	隠居謹慎
松平慶永	福井藩主越前守	隠居謹慎
山内容堂	土佐藩主土佐守	隠居謹慎
伊達宗城	宇和島藩主遠江守	隠居謹慎
堀田正睦	佐倉藩主備中守	隠居謹慎
太田資始	掛川藩主備後守	隠居謹慎
板倉勝静	松山藩主周防守	御役御免差控
大久保忠寛	幕臣西丸留守居伊勢守	隠居謹慎
本郷泰固	幕臣若年寄丹波守	隠居減地謹慎
土岐頼旨	幕臣大番頭丹波守	隠居謹慎
石川政平	幕臣側衆土佐守	隠居減禄
岩瀬忠震	幕臣作事奉行肥後守	永蟄居
永井尚志	幕臣軍艦奉行玄蕃頭	永蟄居
川路聖謨	幕臣西丸留守居左衛門尉	隠居謹慎
鵜殿長鋭	幕臣駿府奉行民部少輔	隠居差控
浅野長祚	幕臣小普請奉行備前守	隠居差控
佐々木顕発	幕臣公事方勘定奉行信濃守	御役御免差控
黒川嘉兵衛雅敬	幕臣一橋家家臣	御役御免差控
平山謙二郎	幕臣書物奉行	甲府勝手
木村敬蔵	幕臣	甲府勝手
平岡円四郎方中	幕臣一橋家家臣	御役御免差控
小笠原诸岛
小笠原诸岛，西洋人称之为波宁岛。
文禄二年（1593）小笠原贞赖发现此地，于是以自己的苗字命名了此地。
宽文十年（1670年），有扶桑落难船只漂流到此地，之后返回扶桑时，将此地告知幕府。
延宝三年（1675年），幕府来了把地图开疆，派船上岛立了界碑，但之后就置之不理了——当时就是无人岛，根本无扶桑民众居住。
天保九年（1838年）十二月，幕府面对日益增多的南蛮船入侵近海时间，下令鸟居耀藏和江川太郎左卫门两人测量和调查海岸，又派骏河代官的羽仓简堂奉命巡视伊豆诸岛，事后羽仓简堂著成《南泛录》，其中对小笠原诸岛一带而过。
其随行的兰学者曾乘船到过小笠原诸岛，结果日后鸟居耀藏以此发难，说这些人勾结南蛮人意图不轨，导致了“洋学党之乱”的发生。
但之后德川幕府并未关注小笠原诸岛，闭关锁国政策下移民就更别提了。
小笠原群岛附近海域，为著名的抹香鲸和座头鲸渔场。
1827年，路过的英吉利战船发表了对该岛的领有宣言。
1830年，曾有一些米人在岛上开展过殖民，但是没有成功。
之后1853年米人水军提督佩里在第一次黑船来访时，在此地设了兵站。
随后，在1853年访扶桑途中，鲁西亚特使普提雅廷也曾带船到过此地。
1854年，英吉利香江分舰队提督斯特林格到访扶桑，在签署《和亲约定》的前后，注意到了小笠原诸岛的战略位置——香江、琉球、夏威夷、扶桑之中。
到1858年，靠着强大的水军，英吉利人开始统治此地。
1859年（安政六年）英吉利公使提出该岛的归属问题，德川幕府含糊以对。
1860年，小笠原诸岛被画入英吉利版图。
1862年1月（文久元年十二月），德川幕府派外国奉行水野忠德等乘咸临丸出发，巡视了父岛和母岛。当时是中浜万次郎担任与外国的岛民对话的翻译，在征集到岛民的服从誓言书后即派幕吏常驻岛内，最终从八丈岛移民男女38人从事开拓。
但由于安藤老中的下台，担心对外纠纷的幕府于1863年（文久三年五月）将移民全部撤出，委托给西洋居民经营。
维新之后，扶桑也多次交涉想得到此地。
1875年，英人将这些岛屿的所有权转交给扶桑。
日后著名的硫磺岛之战，就发生在这个群岛。
金银兑换比率不同造成的贵金属流失
在直秀原来的世界里，“以扶桑金易海外银”，这种举动德川幕府并未执行过——任何相关的证据都没被发现过。
开埠当时，扶桑金银比价为1：5，而国际比价为1：15，差异非常之大。
在幕府签署约定时，没有限制贵金属外流的条款，甚至没有规定货币兑换的手续费——据说米人提督佩里曾提醒幕府，“5%的货币兑换费用是合理的”。但幕府的交涉人员对此不以为意。
约定中规定：
异国之间，金银币兑换采用“同种同量”原则，即以同一材质（金或银）、相同重量进行等值兑换及流通，而不管其成色如何。
当时，西洋人以墨银（鹰洋）换扶桑的银币，然后再以此套购扶桑金币。之后，将金币运到香江或其它地方换取鹰洋或中华银两，然后再去扶桑故技重施。
据说，因为交易量太大，导致香江的白银紧缺，市场一度崩溃，因此洋商不得不远到天竺、欧罗巴、北米进行交易。
有学者据史料估计，“1859年7月1日扶桑正式开埠后，仅八个月里，黄金外流就达三四十万两”——这里的金两还是以天保小判金计算，不是扶桑两。
三四十万枚天保小判金，折合成纯金大约为1.8~2.5吨，按当时的牌价，为英镑24.2万~32.3万左右，相当于中华白银72.6万~96.8万之间。
除掉兑换比率差异的问题，在贵金属货币成色上，扶桑也和诸国有差异——这也给投机带来机会，同种货币兑换也有利可图啊。
因此，1859年幕府不得已发行了安政小判金、一分金和安政二朱银，但遭到西洋列强的强烈抗议，仅发行了三个月就被迫停铸——流通还是继续流通的。
之前的天保小判其重量是11克，含金量57%；安政小判金其重量是9克，含金量56.7%。
当然，1859年的安政铸币，到底是发现了金银比价的问题还是没有，对此有争议——笔者认为没有，原因在于后面的万延铸币才解决了金银比价的问题。因此安政铸币不过是幕府又一次因财政问题薅羊毛而已。
要我说，西洋人就是那啥脑子，这含金量下降不多啊，利用金银比价套购不是已经赚的飞起么——不过也说不好，虽然幕府铸币宣称含金量是56.7%，但按惯例经手人一定是会偷工减料的，所以含金量差很多也有可能。
但西洋人的大规模套利行为最终还是泄露了秘密，为此1860年幕府铸造发行了万延大判金/小判金/一分金/二分金/二朱金，
之前的天保小判其重量是11克，含金量57%；安政小判金其重量是9克，含金量56.7%，而万延小判其重量是3.3/0.8克，含金量56.7%。
从天保小判11克变成万延小判的3.3克，重量减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而按幕府规定，小判一枚相当于金一两，那改成原本的三分之一，就将扶桑金银比价调整成为和国际比价一致。
因为安政铸币的发行，基本上遏制了重金属的外流。
但因为幕府的行政能力相对薄弱，历年来发行的多种贵金属货币同时流通，造成了货币市场混乱。
更要命的是，按幕府规定，小判一枚相当于金一两，但重量严重减少的安政铸币其实就是一次严重的货币贬值，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因开国通商而受到重创的经济雪上加霜，民众因此而更加痛苦不堪。
另外，各藩都开始私下制造劣银，因此挽救财政，直到维新成功后依然不停。
一直到1871年颁布了《新货币条例》，建立了新官府下的新货币体系，扶桑的货币流通秩序才开始好转。
ps:
从1859年7月1日扶桑正式开埠后，到万延小判大面积流通，据说时间将近两年。
在这两年里，扶桑黄金到底流失了多少，并没有准确数据，有说3.8吨的，有说10吨左右的（相当于160万枚天保小判金），也有说更多的。
1858年瑷珲草约签署时当地中鲁实力对比
1858年瑷珲草约签署时，当地中鲁实力对比
（昨天吧，写到一半的时候，自动保存出错，全文丢失。今天才补上。）
一、人口对比
1，鲁西亚在该地区的人口
有资料显示，截止1851年，穆拉维约夫管辖的伊尔库茨克行省加上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人口已到达83万。
当时鲁西亚移民的速度很慢，1861年4月27日，才颁布了第一个正式和成规模的远东移民法《鲁西亚人与外国人向阿穆尔州和滨海州移民条例》——之前大部分都是流放者及其家属，还有哥萨克移民。
从1863年到1868年平均每年迁移到远东新边区的居民只有1044人，到1883年迁移到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农民总数才14414人，其中阿穆尔州8709人，滨海州5705人。
据统计，1858年，在鲁西亚乌龙江与唐人领地接壤的地区，总人口为8370人，其中土著居民5420人，鲁人居民只有2950人。
(还有一种说法，瑷珲草约签订前，当时在乌龙江左岸和乌苏里江沿岸的鲁人人口达到4万。
但这种说法不可信，有确切资料显示，草约签订后，当地总督穆拉维约夫才开始大量移民——据说靠给予流放者正式身份和给矿工、牧民分地的方式，一年内移民了一万两千多人。）
2，中华在该地区的人口
一种说法时，乌龙江将军府只有十几万人（包括当地部落），吉林乌拉地区人口也不过三十多万。
但另一种官方说法是，1851年乌龙江将军府是37万，吉林乌拉地区是123.8万。
而且总督穆拉维约夫在冒险成功后，对与唐人的贸易采取扶持态度，原因在于需要大量粮食进口。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当时在乌龙江中、下游，与鲁人相比，唐人的人口数还是占优势的。
（瑷珲附近，左岸人口大概是四五千人。
1857年（清咸丰七年），在奕山奏折中，称瑷珲江东“向有旗户三十余屯”（《咸丰朝筹办夷务始》卷十七）-当时的屯子都不大，大的几百人，小的一般一百人左右。）
二、军势实力对比
1，清廷的兵力
瑷珲附近，主要势力是瑷珲副都统衙门，其最早的编制是满人1000，索伦500，也就是1500人——不全都在瑷珲，附近的新瑷珲城驻扎了600人。
1858年，瑷珲副都统衙门有协领4人、佐领26，其中直接领兵的是佐领，每佐领催委管先锋6人、兵50	，总计人数应该在26*56=1456人以上。
但1850-1859年间，清廷调走了一半人马入关。
根据后来代署乌龙江将军特~普钦“足兵强兵”的政策，当时瑷珲副都统衙门的兵力应该不到1000人——1858年乌龙江将军是奕山，1859年他才被革职。
有资料说，当时乌龙江将军府一共才有正兵5500人，火器的普及率也不高。
因此，兵力大概可以估算出来，瑷珲副都统衙门1000人，加上增援的人数，再动员一些民勇，估计是四五千人到头了。
2，鲁人的兵力
据鲁西亚的资料吹嘘：
1857年3月，鲁人就集结了步兵1.6万人、骑兵5000人和炮兵1000人。1854年到1860年，鲁人步兵和哥萨克骑兵两万多人分头进占乌龙江上中游。
但这个资料不可信。
理由嘛，据资料显示，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在东西伯利亚的沿海领地，最早总督穆拉维约夫只有一千常备军。
之后，1854年通过乌龙江进行了补给，当年发生了四次，据说第一次的规模最大，人数也只有千人。
瑷珲草约签署后，据说在一两年内，穆拉维约夫在当地补充了1万2千人左右，采用的是军屯的模式——而这些人的来源大部分是涅尔琴斯克附近地区的矿工。
参考人口和这些资料，1858年瑷珲草约签署时，穆拉维约夫手里应该只有几千人，而且其中的老兵应该是三千左右，其余武装民的数目应该为差不多两千。
另外，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鲁人的水军。
截至19世纪末，鲁西亚共有160艘蒸汽船和261艘驳船在乌龙江及其支流活动，其中加装武器的有6艘轮船——结雅号、鄂嫩号、音果达号、赤塔号、康斯坦丁号、科尔萨科夫将军号。
但1858年当时，有资料显示，在瑷珲，总督穆拉维约夫手中只有两艘木制炮舰和三艘火轮。
要知道，当时乌龙江流域交通不便，运输全靠水运，因此穆拉维约夫手里的兵马绝不会是2万多人——补给压力太大了。
当然，以上都是作者菌merlin自己的估算，如果哪位读者大人能提供明证，在下感激不尽。
三、当时鲁西亚的局势
1，资金影响
穆拉维约夫是伊尔库茨克行省和东西伯利亚总督，其中麾下的东西伯利亚财政紧张，一直靠圣彼得堡拨款援助；而伊尔库茨克行省的矿产丰富，涅尔琴斯克大银矿一直开采到当代。
东西伯利亚总督府最大的资金来源，就是皮毛贸易（据说有部分小型金银矿，但没有确凿证据支持）。
这些皮毛，一部分是鲁人自己捕猎，一部分来自对当地部落的压榨——1852-1855年，光在海豹岛被捕杀的海狗、海豹数目就高达十万只。
但这些皮毛贸易的获利大部分流入了贵族商人的口袋，东西伯利亚总督应该没捞到多少。
因此，穆拉维约夫手里的资金绝对不富裕。
而同期，因为1856年克里米亚战败，鲁西亚的经济非常不好。而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更是让鲁人财政雪上加霜。
因此，穆拉维约夫从领地外得到的支援绝不会有很多。
2，政策影响
1856年之前，鲁西亚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捷是坚定的西进派，实力雄厚，而当时的鲁人大贵族也多半支持在欧罗巴方向的扩展，毕竟鲁人的膏华地区在此。
受克里米亚战败的影响，外交大臣换上了戈尔恰科夫——此人后来当了鲁西亚首辅。
戈尔恰科夫是提出了东进的主张，但当时有三个方向——高加索、中亚和乌龙江流域。
其中高加索自1856年起大举增兵，1864年才基本结束。
而中亚，虽然在之前就有举动，但大举扩张还是在1864年后，也就是高加索战事平息后，这说明鲁西亚的人力、财力有限，绝对不会在三个方向同时大举行动。
而且，当时鲁人内部形式非常不好，农奴骚动此起彼伏。
据统计，1826—1834年间，骚动为145次；1845～1854年为348次；1858年86次，1859年90次，1860年108次，1861-1863年,有资料说骚动达两千次以上。
当时，正是鲁人被迫废除农奴制的筹划期，说句不好听的，鲁西亚当时就差点分崩离析了。
因此，总督穆拉维约夫的冒险，除了当时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外，基本上就只有远东特使和当地官僚团体的支持——原本的鲁米公司，当时亏损严重，已经引不起大贵族的兴趣了，不然后来阿拉斯加也不会轻易出售。
3，英吉利人的压制
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前，英吉利曾有意联手中华抗鲁，但没有成功。
1854、1855年，英佛联军两次攻击堪察加，显示英吉利对鲁人在北太平的扩张抱有一定的警惕。
后面1862年开始的“阿思本舰队”提议，无疑是这一主张的延续，希望借中华遏制鲁人。
4，交通不便
当时西伯利亚并没有铁路，从欧罗巴到远东靠的是西伯利亚驿道，到了当地后，则靠的是乌龙江水运。
从圣彼得堡到东西伯利亚重镇涅尔琴斯克的驿道，全长约为7千多公里，“春天泥泞，夏天积水，冬天坑洼”——后世的著名作家契诃夫曾这样描述西伯利亚驿道：“这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像样的道路……极难行走，但却很长。”
此驿道有一百个中转站，也就是说官方认为，步行至少需要100天。
据说，在1859年鲁人首次尝试组织自愿迁居的农民向阿穆尔河一带移民，来自彼尔姆、维亚特卡、顿巴斯、沃罗涅日等省的250户农民于1859年初春动身，直至1860年9月才到达阿穆尔河流域，途中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这种糟糕的运输条件，想在此地长期大规模作战，当时是绝不可能的。
5,鲁西亚的真实实力
在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鲁西亚动员了70万兵力，但其实当时鲁人并没有完成第一次工业化。
自三十年代开始的工业化，是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才大大加速，公认的完成时间是八十年代——有说八十年代初，也有说八十年代末的。
1861～1881年间，其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织布工厂排挤了手工织布业；1860～1890年，生铁的产量由2050万普特增至5660万普特；钢产量由1250万普特增至52000万普特；煤的产量由1800万普特增至36700万普特。
1866年鲁人的现代工厂不到3千个，到1903年已近9千个——1815年普通工场为4189个，到1858年增至12256个。
所以，当时其身躯庞大，但已成为了泥足巨人，对远东的支持是有心无力。
总结：
1858年瑷珲草约签署后，清廷并没有承认，直到1860年亚罗号战争以惨败收尾，这才被迫同意。
而在这个期间，鲁西亚在乌龙江并未发起大规模的军势攻击，说明鲁人内部对此持慎重态度，侧面证明了其实力和外部形势都有所欠缺。
因此，当时的局势颇有微妙之处，如果有强有力的支持，瑷珲约定是可以避免的。
樱田门外之变的一些信息
樱田门外之变的一些信息
其实，看到这里的读者大大，对樱田门外之变可能都非常熟悉了。
因此，merlin也不水字数了，这里提供一些比较生僻的信息。
流行的说法是櫻田十八士，其中出身水户的浪人17个、鹿儿岛浪士1人。
但扶桑有一份资料显示，幕府追查此事，发现内幕颇多，有多家的影子浮现。
下面是櫻田十八士的名单和幕府追查发现的相关人员：
1，櫻田十八士
關鐵之介（徒士格現場總指揮未參加格鬥逃亡後被捕1862年斬，享年40）
岡部三十郎忠吉（戰鬥現場清點未參加格鬥逃亡後被捕1861年斬，享年44）
稻田重藏正辰（郡方本來要其與金子一同逃走，應本人強烈要求參加鬥死，享年47）
山口辰之介正（重傷後自刃，享年29）
鯉淵要人珍陳（神官重傷後自刃，享年51）
廣岡子之次郎則賴（小普譜重傷後自刃，享年21）
黑澤忠三郎勝算（馬回組自首後病死，享年33）
齋藤監物一德（神官自首後因傷重死亡，享年39）
佐野竹之助光明（小普譜自首後因傷重死亡，享年21）
大關和七郎增美（大番組自首，1861年斬，享年26）
森五六郎直長（自首，1861年斬，享年24）
蓮田市五郎正實（寺社方自首，1861年斬，享年29）
森山繁之介政德（町方屬吏自首1861年斬，享年27）
海後磋磯之介（神職逃亡後改名為菊池剛藏，明治維新後在警視廳水戸縣員警本部供職1903年沒，享年78）
杉山彌一郎當人（留付列自首1861年斬，享年38）
廣木松之介有良（町方屬吏逃亡後，1862年自刃，享年27）
增子金八（逃亡後，1881年沒，享年59）
有村次左衛門兼清（薩摩藩士，重傷後自刃，享年23）
2，参与袭击
（没特别注明身份的都是出身水户）
金子孫二郎教孝（郡奉行主謀在伏見被捕，1861年斬罪，享年58）
高橋多一郎愛諸（小姓頭取矢倉奉行主謀之一在大阪自刃，享年47）
高橋莊左衛門諸恵（多一郎的長子在大阪自刃，享年19）
有村雄介兼武（次左衛門兄長和薩摩藩的聯絡人和金子、佐藤一同上京在伏見薩摩藩邸被捕，切腹，享年28）
佐藤鐵三郎（金子的副手和金子一起在伏見被捕，流放後更名為安島鐵三郎，後寫書記錄下暗殺和上京途中的經過，明治期任水戸藩吏，1915年去世）
川崎孫四郎健幹（郡吏在大阪的聯絡人自刃，享年35）
小室治作（高橋的隨從自刃）
大貫多介則光（高橋的隨從被捕後死於獄中，享年26）
山崎獵藏恭禮（和薩摩藩士的聯絡人被捕後絕食死，享年33）
島男也龍雄（笠間藩士高橋的隨從被捕後1861年死於獄中，享年53）
小野寺慵齋（土浦藩士兵學參謀之一1861年自刃）
宮田瀨兵衛（事件後聲稱有關，向熊本藩自首，死於獄中，享年47）
其他
飯田忠彥（國學者懷疑與此事有關聯而被抓，自殺，享年63）
滝本いの（關鐵之介的情人原本是吉原谷本樓的花女
隱藏鐵之介，被追蹤鐵之介的幕吏所抓，在傳馬町牢內受拷問致死，享年23）
佐久良東雄良哉（京都妙法院的武士因為隱藏高橋多一郎，莊左衛門遭逮捕，絕食死，享年50）
後藤權五郎輝（鄉士和事件無關但因和當事人原本是朋友用廣木松之介的名義自首，1862年死於獄中，享年32）
人物卡-江木繁太郎
江木鰐水（えぎがくすい、1811年1月16日（文化7年12月22日）-1881年（明治14年）10月8日）は、江戸時代後期から明治期の備後福山藩（現広島県）の儒学者、洋学者、開港論者。
江木繁太郎，文化七年（1811年）生人，本是庄屋（村长）的三儿子，六岁丧父，自幼师从藩医江木玄朴，后来继承了江木家。长大后曾游历各地求学，曾拜在多位儒学名士门下。
天保八年（1837年）被提拔为藩校的讲习，弘化二年（1845年）成为藩主阿部正弘的谋主，安政二年（1855年），鉴于局势动荡，奏请在藩校诚之馆开设兵学，力主推行西洋军制。
在西洋人多次兵船压境的情况下，身为正统儒学名士的繁太郎，却不得不努力学习西洋技艺，这思想转变之痛苦，不问而知。
作为侧用人，大名的谋主，繁太郎要赞画藩政大局，因此不得不对现实妥协，这既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可以睁开眼睛开世界，不行的是，从小得到的教育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事情，只好再次“长大”。
幕末的寺庙到底有多少？和尚有多大的势力？
幕末的寺庙到底有多少？和尚有多大的势力？
（部分资料来自百度，其它来自论坛和论文、书籍。）
佛学在扶桑当时非常兴盛，到了什么地步呢？
安政元年（1854年），米人黑船二次来访，事后为了巩固海防，水户德川齐昭提出“毁钟铸炮”，也就是把寺庙里的铜钟融了造大筒，其中有这么一句，“造三樯舶数千百艘，铸大熕数百万门，往来外国互市。今海内共有四十七万一千八百四十寺，毁诸寺钟以铸军炮，则兵足用足”。
按齐昭的估算，扶桑的寺庙居然有47万之多！
当然了，这可能就是个虚数，相当于“曹孟德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里的83万一样，就是唬人的。
但根据赤壁之战的记录，开始时是曹丞相是没有83万大军，可20万总有了吧，所以同样打个两折，那扶桑寺庙也是9万座，吓死个人啊——根据后世的统计，扶桑寺院约为7万5000座，因此这9万的数目应该差不离。
那和尚、比丘（尼姑）的人数有多少呢？
详细资料查了很久没找到，但数目超过百万人是绝对的。
这么多的人不事生产，并享有免税免徭役等特权，从这点讲，对社会的伤害极大。
当时的扶桑佛学宗派很多，有十二宗之说：
公元六世纪中叶，佛教从中国经高丽传入扶桑，当时正是大化改新（646年正式开始）之时，扶桑皇室为了推行隋唐制度和文化，绞尽脑汁，此时见佛教东来，当然大喜过望，因此推行佛教来压制原本的神祗教派势力——当然，佛徒也带来了先进的制度、文化和工艺，对当时的扶桑发展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有了当政者扶持，加上对手在经义上的不足，佛教开始全面压制神道教。
到江户时代，很多神道教派甚至不得不依附佛教而生存，连道场都和寺庙合并了。
佛学宗派最早有南都六宗，即三论、法相、华严、俱舍、成实、律宗等；后来，中华佛徒不断东渡，由此改称八宗，于上述六宗又增天台、真言二宗；之后是八家九宗，于上述八宗再加禅宗；然后是十宗、十二宗，十宗是于上述九宗再加净土宗，，十二宗是再加净土真宗、日莲宗。
近代则发展成为十三宗五十六派——于十二宗中除去三论、成实、俱舍，禅宗则分出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再加上融通念佛宗、时宗。
鉴于佛学的兴盛（实力），德川幕府决定与之合作：
1632年，颁布“寺院法度”，用来制定各宗派所属寺院的属从关系，及对寺院的种种规定。
通过确立各宗的本末所属关系，建立起以本山、本寺为中心，把末寺置于本寺的监督和统辖之下，形成本山管本寺、本寺辖末寺的严密的等级组织体系，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佛教各宗。
1635年，幕府及各藩设立了寺社奉行，并命令各宗在江户的大寺院里设置“触头”，同时在地方上的各藩也设有触头，由各宗在江户的触头将幕府下达的命令直接传达至地方触头，地方触头再传达至所管辖的同宗寺院。
1664年，实施“寺檀制度”，使全扶桑每个民众必须有自己归属的寺院。
由于法度的限制与寺檀的建立，寺院僧侣的生活获得了保障，但也导致佛教发展的停滞——这都划片管理了，还争斗个屁。
同时，为了彻底达到禁止切支丹教的目的，除了下达禁教令、驱逐传教士之外，幕府还采取了一项强有力的措施，在全国实施“寺请制”，强迫基督教徒改变信仰，并规定必须取得某个佛教寺院出具的身份担保证明方可免遭严惩——称之为“宗门改”。
当时的佛徒以出家人“离缘”（不在世俗）为名，部分挣脱了幕府和各藩的控制——减税免税、免徭役是其特权，但幕府设立了寺社奉行和评定所，对其进行行政和法令管理。
但佛徒除了掌握“寺檀制度从而事实控制了户籍管理外，还有其它的世俗收益，这就是寺田、旦那场和寺下町。
寺田是寺庙拥有的土地，有多少呢？
据说面积占全国耕地的1．2％。可别小瞧这个数字，按2600万石的表高，1．2％是近31万石，而且占的都是好地，再加上瞒报的，实实在在地讲，说40-50万石绝对不算高估——水田和旱田的区别嘛。
而且，山林也被占去了不少。
至于旦那场，是用来做、死牛马通报、搬运、解体的屠场和小额农粮买卖的工坊——与之名称相对的是劝进场，是布教所、募款机构。
而寺下町，则是各寺庙利用自己土地开办的集市。
因为人流有保障——来上香不买点纪念品回去。加上寺庙减税免税、不受世俗管理等特权，因此各地寺下町都颇为繁荣。
还有寺子屋（私塾），最早就是因为开设在寺庙的地盘而得名。
而且，当时武士多信奉佛学，有临济将军，曹洞土民的说法，那来礼佛还不得捐献点——不捐献那能体现诚心和自己尊贵的身份呢。
因此，江户时代，佛徒向上结交将军武士、向下笼络民众，势力非常庞大。
因为地位高、收入有保障，连皇室的分支子弟也纷纷出家，“奈良亲王住职多”——皇室成员的收入也比不上名山大寺的住职啊。
当然，皇室的基本盘还是在神道，但神道这些不争气的，除了几个大社，其它都搬到庙里蹭便宜去了，这能咋办。
这里顺便介绍下扶桑神道。
神道教大致有三种流派：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其中教派神道分有13个教派，这就是日后被称为神道十三家的由来——当然，当时纷乱，十三家之说是维新之后再慢慢竖立起来的。
神社神道就是几个自古流传的大社，根深蒂固。
而民俗神道，是町民、农民自己祭祀各路神鬼，如地方神、山神等等。
幕府的管理机构“寺社奉行”，寺是寺庙、社就是神社了。但扶桑的教派神道以皇室祖先为神道大神，各支与皇室、公卿的渊源颇深，因此在江户时代也勾连不断——当初大化改新（646年正式开始）扶桑皇室扶持佛学，但在压制完内部后，皇室也想明白了，开始以统合神道尊崇自身。
但幕末扶桑经济开始崩溃，幕府和各家大名都注意到寺社的经济利益，因此上下都开始了侵占行为——僧侣比武士老爷活的还滋润，这像话么。
当然，当时的佛徒也颇有为人诟病之处，这个就不能写了，大家可以由今思古，路数是一样的。
其中水户和萨摩两藩是干的最欢腾的。
幕末的时候，京都、奈良和各地的佛徒、神官都有所表现，但从广义的角度看，除了京都、奈良的寺院，支持幕府和大名的佛徒居多——当然还是混日子的占了大多数，而神官，作为本地教派，排外的情绪更高，可也可能是手里没钱、日子不好过吧，反正愿意参与攘夷的比例非常大，加上和皇室的渊源，后期在尊王攘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到了维新胜利后，官府开始正式大规模尊崇神道（1868年），但对佛徒，以神佛分离令（1868年）为标志开始废佛毁释，当时行动激烈，直到肉食妻带解禁令（1872年）才转为比较柔和的手段，但直到1889年，才以法令的形式放过了佛徒——“那啥自~由”。
扶桑对外通商后米价高涨的原因
这里面有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其实自扶桑1859年正式大举对外通商后，一直是出超的，也就是出口超过进口——根据统计，直到1867年第一次出现入超。
而且，大肆改耕地为桑园和其它经济作物，也是几年后的事情。
那问题就来了，初期粮食出口不多,为啥大米的价格控制不住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
一是粮食出口不多，但还是有的，因此造成总量减少。
当时亚罗号战争还在继续，而中华的长发之乱也未平息，这来扶桑贸易的洋船，在买了生丝、茶叶等物品后，发现船舱没装满，那怎么办？那买点大米好了，虽然盈利少，但蚊子小也是肉啊。
证据就是，万延元年（1860年）闰三月，幕府发出了五品江户回令，要求对五种商品统购统销，其中就包括了“杂谷”。
二一个，对外通商之后，对外输出的生丝、茶叶等品种价格猛涨，这也带动了其它货物的上涨。
和这有啥关系？
关系还是有的，后世不是有猪肉涨价的段子嘛——“我也要吃猪肉，因此我也涨价”。
第三，这买不买是顾客的事，可涨不涨可不由客人说的算。
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二十日，幕府下令允许幕府旗本、大名及其陪臣可自行购买枪炮。
此时扶桑局势动荡，幕府和各藩都大肆采购军械，至于来源嘛，一部分自产大部分外购。可外购得有钱才行啊，扶桑此时还是以农为主，米供是各家的主要收入来源，那大米涨价不就有钱了么。
至于之后米商的推波助澜，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难道有钱不赚嘛。
最后的重要原因，则是幕府干的好事——万延铸币。
扶桑金银比是1:5，而当时世界的比价是1:15。
1859年7月开国通商后，西洋人以墨银（鹰洋）换扶桑的银币，然后再以此套购扶桑金币。之后，将金币运到香江或其它地方换取鹰洋或中华银两，然后再去扶桑故技重施。
有学者据史料估计，“1859年7月1日扶桑正式开埠后，仅八个月里，黄金外流就达三四十万两”——这里的金两还是以天保小判金计算，不是扶桑两。
三四十万枚天保小判金，折合成纯金大约为1.8~2.5吨，按当时的牌价，为英镑24.2万~32.3万左右，相当于中华白银72.6万~96.8万之间。
为了阻止洋人套利，幕府进行了万延铸币，从天保小判金11克变成万延小判的3.3克，重量减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而按幕府规定，小判一枚相当于金一两，那改成原本的三分之一，就将扶桑金银比价调整成为和国际比价一致。
但要命的是，按幕府规定，小判一枚相当于金一两，还维系原本金一两对银币和铜钱的兑换比例，因此重量严重减少的安政铸币其实就是一次严重的货币贬值。
可谁比谁傻啊，货币贬值就涨价捞回来呗，这种找平的现象自然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当然了，幕末后来的米价高涨，则主要是两个原因：粮食出口不断增多；耕地减少导致粮食产量不断下降的。
到了1866年，更是雪上加霜，当年发生了粮食大歉收，有说天灾但更多被认为是人祸——耕地减少速度不断加快，加上各地的骚乱。
但此后，粮食出口稍微下降随即继续增多，到1868-1870年间，粮食（食品）出口达到了总出口的31%，之后继续增高，直到1886年才开始下降。
农业国想工业化，粮食出口换外汇可能是不得不做的行动吧。
出洋留学——白主内部的青云之路
直秀势力的留学生
1851年，村田永敏、龙马、弥太郎等八人是第一批留米学员。
（具体名单是：村田永敏、二宫稻子、岩崎弥太郎、堀直刚（胜五郎）、秀念大和尚，还有龙马和他的姐姐乙女。
至于竹前虎之助，则是前去接替中村学次郎的。）
1854年：
但之后人手紧缺，第二批出海留学推迟到了1854年：
当时是两波人，一波以大久保为首去北米；
（包括大久保利济、隼人堀直义、堀由荣、冈田宣振、化名吉田悦德的高野长英、井上源三郎、绳武馆的五名学生、岛团右卫门为首的佐贺风车组七人及十一名家属。）
还有一波，以河上玄明带队，跟着在第一次堪察加包围战获胜的小约翰走的，被安排去英吉利学习——价值80多万英镑的霍克森宝藏，就是这些人挖的。
（包括河上玄明及泽村惣之丞为首最早跟随直秀的五名土佐武士。）
随后，直秀每年都送十几人或几十人出国——倒不是当时白主有足够的人材需要培养，而是不出国不放心啊。只有这自己或孩子出了国，有了投名状，这才能上下一心谁也不告发谁不是。
其中1855年去英吉利的，其中包括了吉田距方、金子重之辅、近藤长次郎。
当然了，白主内部将此当成是一种奖励——因为历届留学生都受到了破格提拔，因此留洋被直秀一系视为青云之路。
《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1859年至1861年夏季，远东风起云涌的同时，欧罗巴和米洲大陆同样也不太平。
第一次工业革新的成功扩散，在给社会带来极大进步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变更，往日高高在上的贵族面临痛苦的转型，而富裕起来的工厂主、商人要求更多的权利，而平民的生活或许在整体上提高了，但日益增多的报纸、更强的社会流动性和团体协作，导致他们也能发出更有力的声音。
作为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度，英吉利这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后世学者以“大转型”来称呼这种特贵社会向现代大众社会转型的社会现象——1837年开始在杂志上连载的《教区男孩的进步》（《雾都孤儿》的第一版名称），非常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此时的社会阴影。
而1857年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激化了这种转型期间的矛盾，因此“小英吉利主义”被奉为圭臬，“不盲目扩充殖民地，注重发展自由贸易”变成了金科玉律——泰晤士开始将眼光更多地放在了内部问题上。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胜利，让帝国睥睨自雄，如同吃饱了的狮子，英吉利暂时还没有心思寻找下一个对手。
而借克里米亚战争冲破外事封锁的佛兰西，开始日渐活跃，但拿破仑三世很清醒，知道这都是配合英吉利才拿到的红利，因此愈发向其靠拢——不但积极参与亚罗号战争，而且在1860年1月与英吉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自此佛兰西市场终于向英人打开了大门。
在英吉利的默许下，拿破仑三世开始积极干涉外部事务：
1859年4月，佛兰西启动了联通亚欧的苏伊士运河工程，展示出向东发展的野心。
1859年11月24日，世界上第一艘近代铁甲舰“光荣号”下水。
1860年3月，佛兰西与正在谋求亚平宁统一的撒丁王朝签署了《都灵约定》，以萨伏依和尼斯两地并入佛兰西为代价，默认不再强力阻挠撒丁王朝的行动——搞笑的是，1859年佛兰西还在与撒丁并肩作战，在马真塔战役、苏法利诺战役打败了阻碍撒丁统一步伐的奥斯马加。
当然，此时拿破仑三世并未预见到“亚平宁半岛的统一会非常迅速且顺利”，他以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趁火打劫，但却没想到这其实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它的倒坍将最终导致十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的再次统一，而自己将会成为这件盛事的祭品。而这还仅仅只是佛兰西和撒丁百年恩怨的开胃菜而已。
至于忍气吞声的撒丁王朝，则在一年后，于1861年3月初步实现了亚平宁半岛的统一，其中三个突出人物，马志尼、加里波第、加富尔，被后世尊为统一三杰。
而奥斯马加则只能默默吞下这颗苦果，除了保留威尼斯外，丧失了在此地区的大部分利益——欧罗巴诸强都幸灾乐祸，认为这对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首鼠两端的惩罚。
至于未来的主角普鲁士王国，此时则处于内部纷争之中：
1857年，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精神失常，但直到1858年10月威廉亲王才如愿摄政，原因嘛，则是因为威廉的绰号是“霰弹亲王”，以粗暴手段对待民众的他受到了议院多数人士的反对。
1860年2月，普鲁士军势改革草案被提出，揭开了神圣罗马帝国统一的序幕——但此议案在议院受到阻击，因为预算问题迟迟得不到实际进展。
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会造成未来大人物俾斯麦的登场——1862年9月23日，俾斯麦出任首辅，而就在此后的第三天，他将会发表著名的演讲，“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由此，普鲁士正式走上了欧罗巴颠覆者的道路，深刻地影响了未来将近百年的世界历史。
至于北极熊鲁西亚，作为欧罗巴的老宪兵，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惨败后默默地舔舐伤口，除了加大对高加索的征服力度，就是积极与诸强缓和关系，一时间居然显得人畜无害一样。
但真的无害么？
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这大刀阔斧的举措无疑证明北极熊并未放弃自己的野心！
在旧大陆暗潮涌动的同时，新大陆也好不到哪去：
1860年，墨西卡“革新战争”成功，到1861年出现传闻，“新官府因财政困难，将暂停偿还外债”——这无疑将引发各债权国的干涉。
本来，邻居墨西卡有乱米国必然发声——门罗主义嘛，1823年米人就到处宣扬，“米洲事务是米洲人自己的事务”。但如今米人老实的很，倒不是改了脾气，而是因为实在顾不上了，自己家内部已经先打起来了！
1860年11月亚伯拉罕先生当选执政官，因对其废奴主张的不满和一直以来对北方的失望，12月20日南卡州首先宣布退出联邦，南方各州随即跟上。
1861年2月，南方成立了新联盟；当年4月，南北战争爆发，双方大打出手。
而这场战争的爆发对米人自己毫无突兀之感，因为在此之前早有预兆！
堪萨斯内战，从1854年一直打到1859年，南北之间的矛盾早已清清楚楚地显露在大众面前——虽然说是“内战”，但并非大规模战争。
1854年，《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使堪萨斯就同时有了两个官府——一个废奴一个拥奴，此后争执升级，于是械斗不断发生。
1856年年初，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发动武力袭击，械斗升级为大规模冲突。
虽然当年9月冲突被压制下去，但对抗扩散出了堪萨斯州，各地的零星武力对抗和口诛笔伐日渐升级。
1859年7月约翰布朗带着儿子和拥护者，攻占了西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斯费里镇，但当月被击败，12月2日约翰布朗被处死。
堪萨斯内战其实就是废奴和拥奴两派的民间武力冲突，代表了双方日渐水火不容的争斗。
而到1860年底，自1852年开始在刊物上连载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废奴与否已经成了米人社会的首要冲突。
因此，南北战争的爆发只是一个冲突的终极解决方案而已。
在米国留学的西乡，贪婪地吸收着这些信息，希望从中领悟世界局势的奥妙。但遗憾的是，因为战争爆发，为避免波及，虎之助要求这批留学生提前结业回国。
西乡只好草草地结束了自己两年多的留学生涯——后世，有好事之徒将其结业论文《繁荣背后的穷困、疾病和罪恶》翻了出来，以此解释西乡在倒幕及维新中的所作所为，认为其执政思想来源于此。
但毕业后如何回家，这又成了难题。
本来，上一批的留学生是横穿新大陆，从东海岸的新约克到西海岸的圣弗朗西斯科，然后乘船返回扶桑。虽然此时横贯新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还没开始兴建，但经运河、铁路和马车的行程，可以更好地了解米人的生活，因此虽然辛苦但大家都很愿意。
可如今战争爆发了，这条线路风险增大，所以从新约克直接出海变成了首选——大部分留学生都选择了这个。
但西乡是何许人也，他就是不走寻常路！
其实他考虑得很清楚，此次一别恐怕很难再返回米国了，因此他不肯舍弃这个难得的深入观察米国的机会。
经过一番争执，面对固执的西乡虎次郎只好让步，他托范德比尔特家族帮忙，给西乡和几个学生开出了军械厂监督员的证明，还带了几个精干的保镖，于是西乡开始了他的大冒险。
路上，他们不但遇到了刁难的治安官、黑心的旅馆老板和车夫，还遭到了不知真假的印第安人袭击——和这些相比，露宿荒野根本不算啥。
足足走了两个多月，1861年7月底，西乡等人才到达圣弗朗西斯科。
所幸旅途中保镖足够给力，西乡等人也够机灵，这些人虽然不是毫发无伤但毕竟全须全尾的活下来了。
在这次大冒险里，西乡感触最深的就是火车的安全和便利。
他当然应该这么想了，当时的西部虽然还没发展成为速射全民大搏击，但也差不多了。这一个个土路连接的小镇，就像一座座孤岛，在酒吧里喝多了、赌红了眼，那就有可能发生枪战——当时每个小镇都有棺材铺，这不是没原因的。
但西乡还真不是感概这个。
与南方联盟不同，北方一开始就注意到铁路的重要性，因此战争一开始，就通过铁路开始集结兵力和运输物资，这才是西乡感概的地方。
扶桑有将近三百个大名，西乡一直考虑如何才能将其紧密联系在一起。看到铁路后，他恍然大悟，“如果有了铁路，那只要占据几个重要据点就可以——因为其它地方指日可到，相信就不会有什么阴奉阳违之事了。”
而且除了铁路，西乡还发现了另一个利器，那就是有线电报。
旅途走了两个多月，本以为到了圣弗朗西斯科还要停留一段时间——因为要找船啊。
可他们刚和当地货栈的人联系上，就得知船只早就安排好了——原来他们一出发，虎次郎就通过有线电报通知了圣弗朗西斯科。
西乡早就知道此物的存在，但经过这次亲身体会，他的感触当然不一样了，“方便，太方便了！”
如果扶桑有了有线电报，那岂不是方便了许多，这信息通畅，相信各地自然能形成一个整体。
但好是好，扶桑能建的起来铁路和有线电报么？对此，西乡深表怀疑。
首先，钱从哪来
这两年西乡查了好多资料，他就没发现被逼对外通商后能有几个富裕的国度——当然，中华体量大是例外，可扶桑比不了啊。
西乡是1858年离开扶桑的，但1859年7月三港通商的消息他在米国也听说了。
但自从参观过纺织厂后，西乡就对故国通商的结果不看好；等参观过钢铁厂和军械厂后，就算他天性坚韧，也差点就崩溃了。
可这不光是钱的问题，有钱买来一大堆东西不会用也不行啊。
总之，西乡是满腹惆怅地登上了归国的商船，“路究竟在哪里啊？”
坂下门之变的疑云
坂下门之变的疑云：
1862年初发生的坂下门之变，其中疑点甚多。
下面有袭击者的名单，但组织者一般认为是大桥顺藏——最少也是主谋之一。
如文中所诉，坂下门之变发生在御曲轮内，也就是护城河和城桓之内，此地戒备森严，必然有人故意放水。
一、这个内应，当时很多人认为是当时的番方大佬留守居堀利坚:
因为他唯一成年的儿子堀利熙两年前和老中安藤有过争执，事后自杀了。
而且堀利坚在事后的当年七月退隐，有功成身退的嫌疑。
二、但当时的大势是攘夷成了朝野共识，因此齐昭一系在当年也卷土重来，松平庆永做了政事总裁，一桥庆喜成了将军后见。
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是齐昭一系动的手——但根据庆永、庆喜之后的表现，这两人完全走的是上层路线，不像是这么阴狠果决的人。
三、而且1862年后，幕府中枢换上了一大批酒井家和名门水野家的人——酒井忠绩当年就升任京都所司代，第二年更是一跃成为老中首座，后来更是成为幕府最后一任“大老”；而水野忠精则是当年成为老中，两年后成为老中首座。
但问题是，这两人都是佐幕派，后来都参与了奥羽越列藩同盟，因此，虽然按“凶手就是受益者”来看有嫌疑，但和尊王浪士如此深度合作，还是不太可能——当然了，利用一下也是可以的，所以不太好说。
四、最后的怀疑对象则是将军家茂或幕府旗本。
本书中家定没死，但实际上当时家定早已去世，而家茂当年十七岁，正是要亲政的年龄，所以搞死权臣也是正常炒作。
而鉴于当时攘夷的风气，如果有幕府旗本同情浪士也不好说。
五、浪士本身
说实话，这些浪士连登城的资格都没有，怎么能恰好埋伏在坂下门外呢？
据当时的记载，之前就被捕的策划人大桥顺藏承认是要袭击老中安藤。
这知道安藤要走坂下门，虽然是个简单的信息，但圈外的浪人是怎么得知的呢？
而且六名刺客当场身死，随后大桥顺藏也在狱中突然死亡，因此这里面充满了阴谋的气息。
附录：袭击者
平山兵介【天保十二年（１８４１年）～文久二年１月１５日】，水戸藩士
一刀流的達人，因德川齊昭之歿而與住穀悌之介脫藩。住穀在堺被捕後，因搜索之嚴密變裝為僧侶東下，文久元年５月返國，潛伏在領內。其間宇都宮的兒島強介來藩，求襲擊老中安藤信正的同志，平山與有謀焉。此後奔走于江戸、水戸、宇都宮之間聯絡。同年末，應盟約之請帶書信至長州的桂小五郎處，可是因長州方面的謹慎未能取得一致，最終決定單獨行動。計畫最初定在正月２８日，但因大橋訥庵的被捕，不得不提前至１５日。當日奮戰而死，時年２１歲。
河野顯三【天保九年（１８３８）～文久二年１月１５日】，醫生
河野伊右衛門的外孫，少孤，由母親撫養長大。嘗與兄長承父業學，但喜好河野伊右衛門的經史之學，與小岡吉鼎等草莽志士交遊甚厚，對時局有深深的憂慮。因受外國奉行堀利熈之寵而寄寓其府邸，而利熈受老中安藤信正之辱于萬延元年１１月切腹，以故深恨信正。於是化名三島三郎作為斬奸的死士參加阪下門外之變，時年２４歲。
河本杜太郎【天保十一年（１８４０）～文久二年１月１５日】，越後藩士
安政２年江戸在江戶與妹夫屋台良作學習醫術，素有憂國之志，入于吉野金陵之門，與久阪玄瑞相交。萬延元年歸鄉上京會本間精一郎。文久元年再次返回江戶。與村山介庵共議攘夷，奔走江戶長州之間。為襲擊老中安藤信正而參與阪下門外之變，失敗被討死，時年２３歲。
黒沢五郎【天保四年（１８３３）～文久二年１月１５日】，水戸藩士
文久元年五月廿八日夜，浪人有賀半彌襲擊高輪懂禪寺的英國公使館未果，逃出後變姓名為吉野政介潛伏鄉里，待機而動。受選襲擊老中安藤信正，同平山兵介一起戰死，時年３０歲。
川邊左次衛門【天保三年（１８３２）～文久二年１月１５日】水戸藩士
繼父職列小普請組，文久元年九月下野兒島強介來藩圖謀襲擊老中安藤信正之事並徵集同志。故參與計畫。事變之時因尋長州藩邸的桂小五郎託付遺書而遲到，遂當場自裁，時年３１歲。
兒島強介【天保八年（１８３７）～文久二年６月２５日】商人
自稱兒島，因是宇都宮寺町手塚家的長女操子之婿變姓。幼少求學於山本蕉逸，後出入水戶師事藤田東湖和茅根伊予之介，有尊攘之志。年十九在江戸向平田某學國學，修武術于金子武四郎。因而氣度卓絕，生活信條全部武人，以師禮事縣信緝、菊地教中、大橋訥庵，心憂國事，與志士多有交往。作為阪下門外之變的發起人，奉大橋訥庵之命代表宇都宮抵達水戶，與平山兵介準備。事變之時因病返鄉，未曾參與，仍被捕入江戶獄中，死于其間，時年２６歲。其人有文才能詩歌，是熱血的勤王歌人，他的死頗令同志們惋惜。宇都宮八幡山墓地有“處士強介墓”五字，就是為了紀念他。
大政奉还
庆应三年（1867年）十月三日，末代德川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接受了土佐藩的大政奉还建议书，随即和板仓胜静、永井尚志进行了商议并做出了内部决定，九日得到松平定敬（京都所司代）、松平容保（京都守护职）的赞同，十日决定将大政奉还。
十二日，庆喜在二条城大厅中召见了老中以下诸有司，传达了决定。
十三日，召集在京10万石以上的诸藩重臣，约40人集结于二条城。将军展示了大政奉还的决意书后接着征求众人的意见，大多数藩臣的回答是要报告本藩听候意见，随即退出了会场，只有5藩的重臣留下来面会了庆喜，都表示赞成政权返上。
他们是萨摩藩的小松带刀、土佐藩的后藤象二郎、艺州藩的辻将曹、备前藩的牧野权六郎和宇和岛藩的都筑庄藏。
十月十四日，经公卿正亲町三条实爱之手，小朝廷把讨伐德川庆喜的密敕交给了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长州藩的广泽兵助。
结果搞笑的是，也是同一天，庆喜向朝廷正式呈上了大政奉还的奏折。
十月十五日，扶桑皇帝召见了庆喜，正式接受了其大政奉还的请求，
十月二十一日，朝廷公卿命令萨长两藩暂停实行十四日下发的讨伐德川庆喜的密敕。
但之后，围绕大政奉还后如何治理扶桑，原佐幕派和倒幕派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十月二十四日，德川庆喜辞去征夷大将军的官位，二百六十年的德川幕府就此结束了。
十二月九日，小御所会议发布《王政复古令》，在执政名单里彻底抛开了德川本家。
十二月十日，小朝廷调集人马，呈现出咄咄逼人之势，并决定减封德川家为200万石（原本幕府御领680万石左右，其中260万石是家臣旗本领地）。
十二月十二日晚，德川庆喜突然带着大队人马离开二条城，“镇臣下暴动，留书于朝南走”，移阵到大坂。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老中稻叶正邦的命令下，在江户的德川一系番组攻击了以萨摩藩屋敷为基地的寻衅滋事的所谓义士们。
应庆四年（1868年）一月一日，德川喜庆发布“讨萨表”，翌日开始向京都进军。
一月三日傍晚，鸟羽伏见之战爆发，三天后德川联军战败，六日晚庆喜乘船逃往江户。
之后就是江户无血开城及戊辰戦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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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庆喜的大政奉还奏折原文：
臣慶喜謹テ皇國時運之改革ヲ考候ニ、昔王綱紐ヲ解テ相家權ヲ執リ、保平之亂政權武門ニ移テヨリ、祖宗ニ至リ更ニ寵眷ヲ蒙リ、二百餘年子孫相受、臣其職ヲ奉スト雖モ、政刑當ヲ失フコト不少、今日之形勢ニ至リ候モ、畢竟薄德之所致、不堪慙懼候、況ヤ當今外國之交際日ニ盛ナルニヨリ、愈朝權一途ニ出不申候而者、綱紀難立候間、從來之舊習ヲ改メ、政權ヲ朝廷ニ奉歸、廣ク天下之公儀ヲ盡シ、聖斷ヲ仰キ、同心協力、共ニ皇國ヲ保護仕候得ハ、必ス海外萬國ト可竝立候、臣慶喜國家ニ所盡、是ニ不過奉存候、乍去猶見込之儀モ有之候得者可申聞旨、諸侯江相達置候、依之此段謹テ奏聞仕候以上
翻译是：（这古代日文咋翻译啊，笔者自己揣摩的，请大家勿笑。）
臣子庆喜，慎重考虑了皇~国时运。
过去，朝廷的权力衰败始于相家（藤原氏）执政，在保平之乱（保元之乱·平治之乱）中权力（开始）迁移到武家。
（后来）是祖宗（德川家康）得到了朝廷的眷顾，（之后）二百多年来（德川家）子孙相继（征夷大将军）。
等轮到我（接手）之后，犯了不少错误，造成如今的局面，很是惭愧啊。
何况最近与外国的交往日益频繁，（这）令出两门（互相矛盾）实在是不合适。
因此，请求改变以往的模式，将大权归还朝廷。
（之后如果能）广泛听取天下公议，加上圣上的决断，大家同心协力，共保国家和皇室（的话），一定能和海外各国并驾齐驱。
（我庆喜向您保证，）臣庆喜一定忠心耿耿，今后有事您尽管吩咐。
（另外）这件事情我已经和诸侯（大名们）沟通过了。
以上就是（在下的）恭敬奏问。
《船中八策》-庆应三年（1867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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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应三年（1867年）六月九日，坂本龙马与土佐藩参政后藤象二郎一同乘坐藩船夕颜号从长崎出发前往兵库，于船上龙马向后藤提出日后成为新官府政治纲领的《船中八策》——这个评价有点高啊，但对比《五条誓文》的简单，确实还是《船中八策》实际一些，虽然也实际不到哪里去。
之后。后藤象二郎将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上呈给老藩主山内容堂，山内随即向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建言，促成了当年十月发生的奉还大政事件。
而龙马则于当年的十一月，在《船中八策》的基础上，通过公卿向小朝廷提交了《新官府纲领八策》。
之后，龙马遇刺身亡.
龙马只所以在很久之后有如许大的名声，就是后人发现了这两个策论出自此人之手——能提出规划新世界的人，自然被高看一眼，尽管其内容在今天看来过于简单。
但也有学者指出，龙马的历史作用是被人为夸大了：
龙马“船中八策”其实源自于文久二年（1862年）横井小楠向松平春岳提出的“国是七条”建议书——这个可以有，“国是七条”有“兴海~军强兵威”、“归诸侯室家”、“大开言路”“、“举贤为政官”，但这七条全貌笔者找不到，据说在Hodge.EncyclopediaoftheAgeofImperialism,1800-1914.Page782里有。
而且《船中八策》的底本来源于佐久间象山和胜海舟的另一名弟子上田藩士赤松小三郎，而完成《新政府纲领八策》的也不是龙马，而是后藤象二郎——但这种说法，至今仍缺乏关键证据佐证。
一、《船中八策》
原文：
一、天下ノ政権ヲ朝廷ニ奉还セシメ、政令宜シク朝廷ヨリ出ヅベキ事。
二、上下议政局ヲ设ケ、议员ヲ置キテ万机ヲ参賛セシメ、万机宜シク公议ニ决スベキ事。
三、有材ノ公卿诸侯及ビ天下ノ人材ヲ顾问ニ备ヘ官爵ヲ赐ヒ、宜シク従来有名无実ノ官ヲ除クベキ事。
四、外国ノ交际広ク公议ヲ采リ、新ニ至当ノ规约ヲ立ツベキ事。
五、古来ノ律令を折衷シ、新ニ无穷ノ大典ヲ撰定スベキ事。
六、海~军宜ク拡张スベキ事。
七、御亲兵ヲ置キ、帝都ヲ守卫セシムベキ事。
八、金银物货宜シク外国ト平均ノ法ヲ设クベキ事。
以上八策ハ方今天下ノ形势ヲ察シ、之ヲ宇内万国ニ徴スルニ、之ヲ舍テ他ニ済时ノ急务アルナシ。苟モ此数策ヲ断行セバ、皇运ヲ挽回シ、国势ヲ拡张シ、万国ト并行スルモ、亦敢テ难シトセズ。伏テ愿クハ公明正大ノ道理ニ基キ、一大英断ヲ以テ天下ト更始一新セン。
翻译过来：
一、天下政权还于朝廷，政令应当出于朝廷。
二、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以参万机，展公议以决万机
三、公卿诸侯，以致天下人才，举其有能，并且赐官晋爵，以为顾问，另削有名无实之官。
四、广棌公议以交外国，检讨规约以定其当。
五、复核古有之律令，撰定完善之法典。
六、扩张海~军。
七、置亲兵以卫帝都。
八、金银货物等市易之事，应参照外国，定其宜当之法。
以上八策乃察天下形势，审宇内万国而后定，为舍他无二之急务。若行此数策，必将挽回皇运，扩张国势，与万国并行，亦非难事矣。乞愿本公明正大之理，行英明果断之策，则天下必可更始一新也。
《新官府纲领八策》- 庆应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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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应三年（1867年）十一月，在《船中八策》的基础上，坂本龙马通过公卿向小朝廷提交了《新官府纲领八策》。
原文：
第一義
天下有名ノ人材ヲ招致シ顧問ニ供フ
第二義
有材ノ諸侯ヲ撰用シ朝廷ノ官爵ヲ賜ヒ現今有名無実ノ官ヲ除ク
第三義
外国ノ交際ヲ議定ス
第四義
律令ヲ撰シ新ニ無窮ノ大典ヲ定ム律令既ニ定レバ諸侯伯皆此ヲ奉ジテ部下ヲ率ス
第五義
上下議政所
第六義
海陸軍局
第七義
親兵
第八義
皇国今日ノ金銀物価ヲ外国ト平均ス
右預（アラカジ）メ二三ノ明眼士ト議定シ諸侯会盟ノ日ヲ待ッテ云々○○○自ラ盟主ト為リ此ヲ以テ朝廷ニ奉リ始テ天下万民ニ公布云々強抗非礼公議ニ違フ者ハ断然征討ス権門貴族モ貸借スル□ナシ
慶応丁卯十一月
译文：
第一义延揽天下有名的人才，聘为顾问。
第二义聘请有能力的公卿诸侯，赐予朝廷官爵，剔除现今有名无实的官职。
第三义议定与外国之间的往来。
第四义编撰律令，制定全新的无穷大典，已制定的律令，诸侯伯皆应率同部下奉行。
第五义设上下议政所。
第六义设海陆军局。
第七义设置亲兵。
第八义皇国今日的金银物价应与外国均等。
上述由两、三位远见之士议定，待日后诸侯会盟之日再议。
奉〇〇〇为盟主，以侍奉朝廷，始公布于天下万民。
若有强抗无礼、有违公议者，断然征讨。对权门贵族亦概不宽恕。
庆应丁卯十一月坂本直柔（龙马）
《王政复古大号令》-庆应三年十二月
小御所会议，发布了《王政复古令》。
译文如下（原文没找到，写本网文太辛苦了，5555）
王政复古大号令
发自庆应三年（1867年）十二月九日
德川内府奉还前所委任之大政及辞退将军职位二事今已断然获准。原自癸丑以来，遭蒙未曾有之国难，先帝频年为之所苦，扰虑之情当众庶所知。因此，圣意已决，实行王政复古，树立挽回国危之基。自此废除摄关、幕府等，先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使之处理万机。诸事应按神武创业之始，无缙绅、武士、堂上、地下之别，皆需尽力发表至当之公议。圣意欲与天下同休戚。故望各自勉励，一扫历来骄惰之陋习，以尽忠报国之诚意努力奉公为要!
一、赦向御人数、国事御用挂、议奏、武家传奏、守护职、所司代等一概废除;
一、三职人事:
总裁:有栖川宫(炽仁亲王)
议定:仁和寺宫(纯仁亲王)、山阶宫(晃亲王)
中山前大纳言(忠能)、正亲町三条前大纳言(实爱)
中御门中纳言(经之)
尾张大纳言(德川庆胜)、越前宰相(松平庆永)
安艺少将(浅野茂勋)、土佐前少将(山内丰信)、萨摩少将(岛津茂久)
参与:大原宰相(重德)、万里小路右大辨宰相(博房)
长谷三位(信笃)、岩仓前中将(具视)、桥本少将(实梁)
尾藩三位越藩三位
艺藩三位土藩三位
萨藩三位
一、太政官以下[各机构]逐渐兴立，其旨应予周知;
一、朝廷礼仪虽应逐渐改正，但先废止摄政门阀支派;
一、为扫除旧弊、广开言论之道，有建议者，不拘贵贱，无须考虑，皆可献言。且登用人材乃为第一之急务，如有适宜之人，应急速上报;
一、近物价特别腾贵，其势无如之何。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毕竟乃因政气不正所致。民为王者之大宝，于兹百事一新之际，圣上为此而忧虑。如有深谋远虑救弊之策者，不论为谁，皆可申报;
一、和宫贵人早年下嫁关东，但其后将军去世，且因先帝前有攘夷成功之愿，许其返京，然出于奸吏之诈谋，始终未能实现。兹望促其早日还京，近已派公卿迎接，其旨应予周知。
上述各项业经确定，特此公布。
《五条誓文》-庆应4年（1868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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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誓文，是1868年（庆应4年）4月6日（旧历三月十四），扶桑皇帝明~治在京都紫宸殿率领公家、大名、百官，以向天地神明宣誓的形式发表的维新官府的基本方针——当时马上要攻打江户了。
据传是由利公正、福冈孝弟起草，木户孝允加以修改，再经岩仓具视和三条实美加工。
但有意思的是，就说后来有人向木户问起此事，木户却回答，”记不清了“——这里面黑雾重重啊，有个说法是其对内容变化不满意。
流传的版本如下：
第一条：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第二条：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第三条：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第四条：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
兹欲行我国前所未有之变革，朕当身先率众誓于天地神明，以大定国是，立保全万民之道。尔等亦须本斯旨趣齐心致力！
一桥庆喜的童年
一桥家主庆喜，天保八年九月（1837年10月）生人，幼名松平七郎麻呂，元服时冠名“昭致”，亲父为万延元年（1860年）去世的水户老藩主德川齐昭，母亲为有栖川宫亲王之女登美宮。
庆喜是齐昭的七子，和如今水户藩主庆笃为亲兄弟。
弘化4年（1847年）8月，在当时公方样家庆的安排下，时年十一的昭致更名为“庆喜”，继承了御三卿之一的一桥家。
安政五年（1858年），齐昭一系推举庆喜为西丸样、庆永为大老，但败于当时的大老井伊一系手中。
但不同于水户齐昭和庆笃、尾张庆恕、越前庆永等人，当年庆喜并未受到严重处分，直到安政6年（1859年）8月，安政大狱最终落幕，庆喜才被追加惩罚“谨慎、蛰居”。
只所以会这样，原因是，当时庆喜本人并不想参与政争，他曾给亲生父亲写信抱怨：
“时局不同，如今做将军很辛苦，所以与其成为将军失败，不如从一开始就不成为将军更好。”
当然了，齐昭收到信后自然火冒三丈，回信把庆喜骂了个狗血喷头。
庆喜会干出这种没上进心的事，原因何在呢？
其实根由还在其父亲身上。
齐昭自负才气无双，但他有个遗憾，那就是儿子们都不像他——指的是脾气秉性，不是长相。
他认为正室登美宮生的儿子，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遗传了公卿的柔弱之气，缺乏武家刚毅果敢的作风。
于是他就想了两个办法：
一方面，这位又娶了好多侧室继续生儿子——但后继的九位侧室，有四位是公卿家的公主、五位是武士之女，算上正室，这公卿、武家恰好是一半一半，说好的倾向武家之女呢？
另一边，齐昭则狠狠操练儿子们，力图使之刚强。
据说庆喜小时睡觉不老实，齐昭认为这样不好，太随意了，于是他就在儿子床上放了两把刀——你再乱滚，小心割到啊。
有这样的老爹也算是没谁了，估计唯一能与之相比的，可能就是后世相信雷电杨法王的父母了。
但从古到今，这孩子的教育都是难题，而且想要~操纵别人的人生，从来都是没有好结果滴！
Tobewhoyouare,每个人的天性各不形同，这人为扭曲只能坏事。
于是等弘化4年（1847年）庆喜过继到一桥家后，齐昭的“高明”教育就付之流水了——一桥家的上几代家主都过世了，虽然有当时的公方样家庆代管，但基本上庆喜就算自在了。
但童年的阴影给庆喜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成年后，庆喜的性格颇为优柔，因此得了个“二心大人”的诨号——所谓二心，就是犹豫不定、反复无常。
文久二年（1862年）六月敕旨的内容
六月七日，岛津久光率士卒六百人，陪伴敕使大原重德到达江户。
后世所传的敕旨有两个版本，但大意相同。
版本一，出自《近事纪略》：
“卿家茂宜率诸侯入朝，议决内外事宜。宜依丰臣太合之故典，选五大藩，为五大老，以咨询国政。宜以一桥庆喜为夹辅，松平庆永为执政，故戮力协心，以指挥中外。朕之所虑，在斯三事。审议决之。”
版本二，出处不详：
今外夷益猖獗，幕吏误措置，天下骚然，万民将堕涂炭。朕仰耻祖宗，俯愧苍生。幕府奏日：近以人心不协，故不能举膺惩之师。苟降嫁皇妹，则齐心协力以攘夷。朕特许所请。幕吏乃连署奏日，限十年必奏攘夷功。朕甚嘉之，亲祷诸神以待其成。客腊和宫东下，朕告国政仍旧委幕府，惟外事实关国体，故使奏闻而后定，且命二三大藩参预其谋。幕吏依违未奉行，既而萨、长列藩及西海、南海各处士蜂起建议，凡所密奏虽毕出于忠诚忧国，而事甚激烈。朕召老中久世广周西上，又迟迟未行。幕吏因循偷安，失抚驭术，恐国家倾覆立至矣。朕日夕忧惧，朕欲使德川氏恢祖先功业，张天下纲纪，因命三事：其一，使将军率诸大名谓诸侯，扶桑通称。入朝，议治国家、攘戎夷，上慰祖灵，下顺民心。其二，依丰臣秀吉故事，令沿海大藩五国为五大老，以整武备。其三，使一桥刑部卿谓庆喜，辅佐将军，越前前中将谓庆永，任大老职，行内外之政，则必不受左袍之辱。
将军宜撰其三事，以行其一。
后世将此称为“三事之策”：（1）将军亲自率诸大名到京都朝觐共商国策；（2）沿海五大藩主（伊达、岛津、山内、前田、毛利）作为五大老参与国政，并列举了他们的攘夷功绩；（3）任命一桥庆喜为将军辅佐，松平庆永为大老等三项。
但根据以上两个版本可以看出，当时京都朝廷虽然伸手幕政，但并未公开撕破脸，敕旨里大部分都是建议——当然了，庆喜和庆永的任命就已经够了，如果能成，最起码幕政的方向就被朝廷把握了。
长州毛利到底是不是扶桑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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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坛说毛利家是扶桑皇室之后，这其实呢，是个讹传，最起码血统上不是。
倒是有个毛利氏是清和皇帝清和源氏的血统，但此毛利非彼毛利。
这个皇室血统的毛利氏，是河内源氏的八幡太郎义家的七子，陆奥七郎义隆自报毛利冠者之名开始的。
长州毛利氏呢，其实源自大江氏，而陆奥七郎源义隆流是大江姓毛利氏以前的领主。
好吧，按扶桑习俗，这冠名就是承认其为一家，所以名义上长州毛利氏还真能和扶桑皇族扯上关系，但也仅限于这点关系。
原本的大江氏起源于古代氏族土师氏。桓武天皇即位10年的延历9年（791年），土师氏有些人被赋予了姓氏大枝。
866年（贞观8年）10月，大枝家族改姓，由大枝改姓大江。其理由是，树枝（分家）大的话，作为主体的树干（本家）就会折断（下克上），这是不吉利的。但是，大枝姓是桓武天皇赋予的，所以不能全面变更，读法也就那样只变更了汉字表记。另外，大江也有像大河（江）那样永远繁荣昌盛的意思。
大江氏后来子孙繁衍，分成几支，其中毕竟著名的有公卿北小路家，也有安芸国毛利氏，长州毛利就来自安芸国毛利氏。
担任公卿的大江氏后裔，幕末的时候有堂上家（半家）2家、近卫家诸大夫1家，这才是长州毛利亲善京都小朝廷的途径。
至于说大江氏祖上是平城天皇之子阿保亲王，这个就说不通了。
阿保亲王的后裔是在原氏，其有名的子孙包括：
战国时代，上杉氏家臣长野业正·业盛父子被认为是业平的子孙，石田三成的盟友大谷吉继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行平的子孙。另外，在尾张国知多郡兴起的荒尾氏自称在原姓，平手氏也派出了尾张织田家的重臣平手政秀。
这个在原氏的族谱很清晰，和大江氏没啥纠缠。
幕末的报刊和杂志
（资料部分来自百度和各论坛，部分来自《扶桑近代史》——好书啊，洋洋大观。）
扶桑第一份近代报纸:1858年从翻刻传入中华的《中外新报》，幕府将其魔改为《官版中外新报》。
扶桑第一份近代杂志：1867年柳河春三创办的《西洋杂志》。
一、扶桑的民间新闻
1，“读卖瓦版”
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年）出现了简单的新闻传播形式，即所谓“读卖瓦版”。这是一种通过烧制瓦版而拓印的单页新闻纸，内容大多是各种突发事情，如地震、火灾、战争、自杀、殉情等等，除了文字，还配上图画，印好后拿到街上叫卖。
现存最早的读卖瓦版是1615年的《大阪夏之阵图》。
幕府末年，出版了许多报道黑船来日、物价昂贵、暴动骚乱、开港口岸风景等的瓦版。
因内容丰富，“读卖”被认为是映射治政或风俗败坏之源，因此屡遭禁止。
2，幕末的各类报刊杂志--只列举有名的（和知道的,哈哈）
1861年，英商A.W.汉萨德于6月创办英文《长崎船舶新闻》（TheNagasakiShapNews），之后同年11月，他又在在横滨创办英文版的《扶桑先驱报》（TheJapanHerald）。
1864年	岸田吟香协助扶桑裔米人约瑟夫·西格（浜田彦藏）发行了《海外新闻》（元治元年～庆应二年）。
1867年1月，英人牧师贝利创办扶桑文字的《万国新闻纸》——其首次刊登了扶桑本土商人的广告，是关于食品的。
1867年洋学者柳河春三创办《西洋杂志》，被认为是扶桑第一份近代杂志——“杂志”也是他创造的词汇。
庆应四年（1868年）二月，柳河春三在江户发行了第一份由扶桑人编辑的近代报纸《中外新闻》——佐幕立场。
1868年，庆应四年四月，小朝廷在京都创刊了《太政官日志》，用以对抗佐幕立场的报刊。
同年闰四月，福地源一郎在江户发行了有佐幕倾向的《江湖新闻》——这哥们很快被维新官府监禁，五月二十二日，这份报纸停刊。
1868年，庆应四年闰四月，米人王尔德发行了《横滨新报藻盐草》。
顺便提一句，幕府和维新官府在这方面都不是啥好那啥，维新成功后，官府延续了幕府的政策：
1868年，和历闰四月严审出版物，六月报纸也开始不准自由发行。
到了1869年，明治官府公布了第一波报业法令《报纸印行条例》，实行出版许可制，所有佐幕派的报刊都被查禁。
后来嘛，扯淡的事情越来越多，就不在这里详述了。
二、官府新闻
扶桑是没有邸报这种官方的新闻形势的，但幕末有所变化。
（关于幕府的邸报，这个没有找到确凿证据说明其有，但笔者很好奇，为啥没有呢？据说中华从汉代就有了，为啥不效仿？）
1，风说书
1854年之前，扶桑未开国，但委托兰人、唐人收集海外信息，结果就是两种《风说书》的出现，但传阅仅在幕府顶层一级，并无对大名及幕臣公开。
风说书又被称为传闻书，内容包括西洋报纸的内容、小道消息等等。
1854年米人黑船二次造访扶桑，幕府放开禁制，将《风说书》扩散到地方大名和高级幕臣。
2，报纸
1858年，幕府翻刻传入中华的《中外新报》，将其魔改为《官版中外新报》，供幕臣和诸侯各家浏览。
1862年，奉幕府之命，“蕃书调所”的竖川三之桥、万屋兵四郎开始印刷发行的《官版巴达维亚新闻》，此报翻译兰人报纸《巴达维亚新闻》。
当时还有其它翻译的报纸和杂志，但由于当时攘夷之风大盛，这些都在1863年停刊。
至此之后，除了风说书，幕府再无官府新闻刊行。
三、外来新闻
幕府一直搜集海外报纸，但民间未尝于闻，1854年扶桑开国之后，各类报刊通过各种途径流入。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858年《中外新报》从中华传入扶桑。
其实最先传入扶桑的中华报刊是《遐迩贯珍》，但它没有被翻印成扶桑文字，而之后传入的《中外新报》与《六合丛谈》，则被“蕃书调所”魔改刊行。
《中外新报》创立于1854年5月，由江浙一带的传教士创办，比香江最早的本地中文报刊《遐迩贯珍》(1853―1846)晚九个月，比松江最早的本地中文报刊《六合丛谈》(1857―185早了两年又七个月。
一段时期内，《遐迩贯珍》、《中外新报》和《六合丛谈》在中华鼎足而立，很是知名。
PS:中华近代报刊
中华的第一份近代杂志，则是传教士1815年在士米怜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只所以被称为第一，是因为其是由中文刊行。
第一份近代报纸则是《蜜蜂华报》，以周刊形式出版,葡文刊载,创刊于1822年9月12日(清朝道光二年),于1823年12月26日停刊,共出版了67期。
而本地的第一份近代报纸，则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羊城郭士立创办于833年8月、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阅览《中国新闻传播史》或者《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
幕末三大革新之文久革新1862-1864
幕末有三次革新，它们分别是安政、文久和庆应三次革新。
（以下资料大部分来自《扶桑近代史》）
开始于文久二年七月，一桥庆喜被任命为将军后见职（～元治元·三），松平庆永被任命为政事总裁职（～文久三·三），同年闰八月以后，由两人主持着手幕府的改革，文久革新顺应时势，涉及各个方面，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缓解了参勤制度。
文久革新对外“公武合体”，对内刷新治政。
此次革新标榜“公（朝廷）武（幕府）一合”，以“公武合体”运动对抗反幕派的“尊王攘夷”运动。1863年12月，京都组成了“朝议参予会议”，迈出了“公武合体”体制的第一步。
结束于1864年3月，当时成立仅3个月的“参与会议”宣布解散，文久革新随“参予会议”的解散而结束。
[朝廷对策]（1）将将军夫人的称呼由御台所改用和宫这个宫号；（2）废除任免关白、大臣以及武家传奏时须事先征求幕府意见的旧例；（3）废除公家中特别是与幕府有从属关系的昵近众（将军、使者等进京时，担当陪同任务的官吏）17家的称呼；（4）着手修缮皇陵（这是宇都宫藩的户田忠至的建议）。
[对有司的追罚和国事犯的赦免]（1）令原京都所司代（官职名——译者注）酒井忠义隐居（后为禁闭）；（2）久世广周、安藤信正被处以永久禁闭并削去封号；（3）井伊直弼的遗留领地被削减10万石（在彦根藩，直弼手下的主要管事长野主膳、宇津木六之丞处以极刑）；（4）发布大赦令，允许为安政大狱的牺牲者收葬和建碑，池内大学等被释放（东禅寺事件关系等除外）；（5）德川齐昭三周年忌时追赠其官位，从而使安政五年命令水户藩承奉诏敕和返纳问题得到了解决。
[参勤交代的缓解]
放宽每隔一年参勤一次的旧例改为三年一勤（1/3的时间在幕府），缩短在江户的滞留时间；允许妻子回归故里；减轻各藩向幕府的上贡等措施，大大减轻了大名的负担。参勤制度的改革是由松平庆永最先提出来的。而向庆永提出这一意见的却是横井小楠。缓解在对大名统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参勤（参觐）制度，是关系到幕府权力的问题，但是参勤制度已经不能维持以往的旧例，因此可以认为是诸大名众叛亲离前被迫采取的措施。
[京都守护职的设置]在京都所司代的权威日趋低下的情况下，文久二年闰八月又新设置了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会津藩主）应邀就任。京都守护职在形式上是担任京都的警卫，指挥大阪城代和近国大名，但实质上却是为抑制尊攘志士，对抗外藩势力而设置的。文久三年二～四月，松平庆永暂时代理了此职。
[军制、学制等的改革]
文久二年十二月，制定了兵赋（知行取）、金纳（藏米取）制度；又按照西洋规则建立了步、骑、炮三军；设置发陆军奉行，并在此之上任命了陆军总裁。在海军方面，除向荷兰订购一艘军舰外，根据肥田浜五郎的申请报告，文久二年五月在石川岛开始着手自己建造新舰（庆应二年完工，称为千代田形）。
[向荷兰派遣留学生]文久二年幕府向订购军舰的荷兰派出了最初的海外留学生（同年九月乘荷兰船由长崎向西航行）。其中除内田恒次郎、榎本釜次郎（武扬）、泽太郎左卫门、田口俊平、赤松大三郎（则良）等海军有关人员外，还有学习政治、经济的津田真一郎（真道）、西周助（周）；医学方面的伊东玄伯（方成）、林研海（纪，后成为军医总监）以及上田寅吉等职方六名也同航。后榎本等人乘在荷兰建造的开阳丸于庆应三年归国----这个有点扯，完全是之前久世、安藤的安排。
[学制改革和洋学教育]文久二年十一月，在林大学头之上新设置了学问奉行所。同年五月将蕃书调所改称为洋书调所，接着从九段坂下迁移到一桥门外的护持院原，置于学问所管辖（文久三年八月又改称为开成所直至明治维新）。外国语除荷语、英语之外还有德语、法语；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涉猎广泛。箕作阮甫（津山藩士）、津田真一郎（同）、川本幸民（三田藩医）、杉田玄端（小浜藩医）、市川斋宫（福井藩士）等为教授、以后堀达之助（荷兰语翻译、英文学者）、杉亨二、加藤弘之、西周、神田孝平等洋学者也进入教授行列。下谷和泉桥的种痘所（万延元年十月开始直辖于幕府），文久元年十月改称为西洋医学所。
[职制和服制等的改革]行政方面也开始进行整顿冗官冗费的改革，例如废除普请奉行等归作事奉行管辖；简化礼服，废止若干年中行事（一年中按惯例举办的仪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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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的人获得幸福
（以下资料来自百度）
文章很长，但不动脑快速浏览一遍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让更多的人获得幸福（1817年8月14日）
作者：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企业家、慈善家。现代人事管理之父，人本管理的先驱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帝国所遭受的苦难、贫困和悲惨状况，比以往许多世纪曾经实际遭受的都更为严重。
不论表面上有些什么样的改进，我国实际上的贫困和堕落却正在发展，而且将继续迅速发展，直到我们根除了产生这两种情况的原因并代之以性质完全相反的因素时为止。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帝国，从来没有过这样多得不可胜数的条件可以使全体人民解除这种苦难、堕落和危险。我国当政者还没有提出任何合理办法，对成千成万在贫困中挣扎的人进行一劳永逸的实际救济，他们的家却不必要地成了危害人生的各种苦难的渊薮。
这些当政者，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帮助，对这个问题便无法具有充分的权力和实际的知识来适当地运用国度丰盈有余的条件，使人民摆脱全部愚昧和邪恶，而这两者又是一切现存祸害的来源。这种权力和实际知识的帮助，只能由社会上各地区最善于思考，最为明智和最有教养的那部分人明确表示的舆论提供。事实也证明，舆论应当提出以下各点：
1、一个国度如果供养一大部分劳动阶级过着无所事事的贫困生活或者从事无谓的工作，就永远不能富强。
2、任何国度如果存在着偏见和贫困，而仅有的教育又坏到不堪设想的程度，那就必然会使人民的道德败坏。
3、在这种人民中如果酒店林立，公开赌博的诱惑一应俱全，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变得低能无用，或是作恶、犯罪和危害他人。
4、这样一来，就必然要使用强制手段并使用严峻、残酷和不公平的惩罚。
5、接着人民就会对当政者产生不满、怨恨和各种反抗情绪。
6、官府如果允许和纵容一切恶习、坏事和犯罪行为的诱因存在，而又大谈宗教，大谈改善贫民和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大谈提高他们的道德，那就简直是在嘲笑人们没有常识了。
7、这种行动和言论是欺骗群众的无聊和愚蠢的办法；群众已不再受这些言行欺骗了：将来这种矛盾百出和无意义的废话也骗不了任何人。（但是，朋友们，不要对这些言行感到愤怒，你们应当和我一起努力把可能产生这种颠倒是非的看法的客观条件铲除掉。可怜可怜在这种情形下受到损害的人吧：帮帮他们、给他们做些有益的事情吧。）
8、如果让这类条件保存下去，而又希望国度进步，那就像是看到天下江河日夜奔向海洋，还在等待海洋干涸一样愚蠢而无远见。
9、如果要消除这些祸害，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有价值的知识和建立永久的幸福，那就必须把陷于贫困、邪恶、犯罪、苦难和不良习惯之中而又聚在一起的广大群众逐步加以隔离，分成苦干可以管理的部分，分配到全国去。
10、如果要改善低级阶层以至整个社会的状况，就绝对必须拟定办法使劳动阶级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以有利的方式雇用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和有益的享用品。
11、我们必须作出安排，使劳动阶级在稳健和公平的法律下通过自己节制有度的劳动获得这一切幸福。在广大人民的品行和知识提高时，这种法律就将相应地扩大他们的自由。
12、着手进行这种安排的经验和条件都已具备；这种变革丝毫不会损及任何人，相反，它会使每个人，从最受压迫和最卑下的人直到国度的最高统治者，都将从这种变革中获得实际的和持久的利益。
事实还说明，现代有学识而无经验的人，如果认为行将公开提出的关于消除贫穷、邪恶和犯罪行为的计划会产生、增加和延续贫穷的现象，那他们就完全想错了。
这些先生们把聪明机智的人所能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都提到公众面前来了，我个人十分感谢。我所希望的是整个计划能受到充分的考察和研究，使它的直接效果和最间接的后果没有一点不为世人所知。它将经受住最强烈和最稳定的光芒的照射，否则我就不会为它作辩护了。我说这句话是充满信心的，不怕任何人反对。我对于眼前这一牵涉极广的计划具有正确而明晰的全面认识，我知道它可以经得起这种考验。我知道在它经过考验以后，甚至经过最强有力的反对者的考验以后，会越来越多地清除愚昧的误解。唇代将发现，这计划就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是完整而首尾一贯的。
在这里我要请问这些先生们：
如果把儿童从最小的时候起，就小心地好好加以培养，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如果用正确和精密的实际知识来教导儿童，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如果使儿童获得健康、养成仁慈的性情和其他良好习惯，并使他们养成积极而愉快的工作作风，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假如在劳动阶级中教导每一个男人，使他们学会园艺、农业以及至少另一种行业、工业或职业的实际业务和有关知识；假如我们教导每一个妇女，使她学会用最好的方法看管小孩、培养儿童并操持所有的日常事务，使自己和旁人都生活得舒适；假如我们还教导妇女，使她们学会园艺以及某种有用的、轻松的和合乎健康的工业劳动的实际操作和有关知识，请问这个计划中的这些部分或其中任何一部分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困现象的作法呢？
假如消除了愚昧、忿怒、报复和其他一切邪恶情欲的根源，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如果把一个国度的全体人民培养得节制有度、勤勉而有道德，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如果以精诚团结和互相合作的精神使大家结合在一起，并使任何人都没有一点点不信任的感情，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如果使世界的财富增加三倍、十倍以至于一百倍，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我还可以对这些先生们提出许多其他问题，他们的答案也许不会像答复刚才提出的问题那样现成：但我只要提出一个就够他们能提出什么办法使我国人民摆脱全国举目皆是的愚昧、贫困和堕落现象呢？
这些现象如果不迅速加以制止，就必然很快会使所有的阶层淹没在一片混乱和毁灭的景象中。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根据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可靠的实际知识提出答复。
如果我国官府、议会和任何党派都具有必要的知识和实际经验来消除我国和其他国度人民在身心两方面所遭受的祸害，那么，我将感到难以言喻的快慰。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全国务阶级、各教派和各党派的最明智、最开明和最有经验的人士当中耐心而沉着地寻找这种知识。任何来源，只要能从中取得所需的知识，我都从不放过。
当成千成万的同胞完全不必要地在贫困中挣扎，他们的后代每时每刻都在父母眼前消瘦下去的时候，我就焦急地注意议会两院委员会的活动，想知道是不是快要救济了。但不久，我发现他们丝毫没有为部分地和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所必需的知识和经验，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他们很快就陷入头绪纷繁的细节中去了。这恰恰足以使他们的理智陷于迷惘，并使国度的一切希望皆成泡影。
我所肩负的责任使我不得不指出：他们照这样进行一百年，也会一直停留在黑暗中，始终不能对这攸关全帝国福利的重大问题通过一项合理的法案。
我有这种看法，而且它在我的心目中就像我看到大家一样清楚。这样我难道还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吗？难道我应当讲究毫无意义的形式和习惯而闭口不言吗？不，就我所能获得的知识来说，假定我为了任何一种个人打算而不设法让大家听到迄今仍然微弱的真理之声，那我岂不是成了人类的头号罪魁了吗？这种真理之声已经像方舟上的鸽子一样飞出去，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一真理在前进中将永不停步，直到它走遍和充塞世界各地为止。它的影响将驱散和消灭一切瘴病和一切污秽邪恶的东西。朋友们，它将使我国和其他一切国度变成理性动物的乐园。
但是，朋友们，我作为一个平凡而现实的人和长期熟悉人类事务的人向你们提出：在这个时期来临以前，你们身上有许多东西要革除，你们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你们的行动中的这种变化，不会也不可能通过魔术来完成。这只能逐渐地、一步步地完成——在实践中运用正确的原则来完成——在经验提出更好和更有利的方式以前，只能根据初期不完善的方式来完成。
我很早就认识到，而且在若干年以前就说过，你们如果能把新的事物秩序明确地提到眼前，跟过去以及现存的一切作一比较，你们就会迫不及待地要求进行这种改革了。
你们将在新房屋建成井能迁入居住以前就要把旧房屋毁掉。
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作法却是非常不聪明的。从今以后，我将毋须敦促你们实际推行我所提出的这个计划。这种计划必能为你们和你们的子女以及子孙万代提供幸福，你们希望实际享有这种幸福的迫切心情将远远不是人们目前为实现这个计划而进行准备的一切力量所能满足的。
但这些考虑不应当妨碍我们作出一切可能的实际准备，来消除我们现存的祸害和困苦，并毫不迟延地用一种新环境来代替它们。毫无疑问，这种环境定能产生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幸福，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对它作出明确的估价。
第五卷 三十八章 兴风作浪
文久三年（1863年）十月二十五日，直秀拜访小栗忠顺，明面上打的名头，是解三国炮击下关交涉之阻碍，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支持好友倡议的幕政革新。
不过呢，在直秀大包大揽了全部赔款后，小栗依然不肯释怀：
他被各方推为革新先锋，虽然树大招风、前途末卜，但那是自己愿意。
可背后直秀的搅风搞雨，却让小栗甚是不安。
为啥呢？
当然是因为，如今他愈发看不懂直秀的想法了。
最近两年，好友直秀上串下跳，尤其是《扶桑殖产兴业建白》一事，这里面处处都有直秀的痕迹，可小栗却越来越搞不懂，好友的目的到底何在？
中兴幕府，是他和直秀二十年前共同立下的志愿，可如今看来，直秀所图，远远不止如此。
最了解你的，不一定是敌人，还有可能是好友——这么多年下来，如果说小栗对直秀的真实想法没了解，那是侮辱人。
尤其是两份《扶桑殖产兴业建白》一出，他是彻底看明白了，直秀弄不好是想改天换地。
建白说是“殖产兴业”，但因为经纶和治政不分家，这里面的弯弯绕绕可是不少。就算经过了桥本纲纪等人的完善、修改，可其中还是充满了“叛经离道”之言，颇有动摇幕府根基、扶桑根本的意味。
要不是扶桑和幕府如今这个鸟样，内忧外困、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别说像如今近乎光明正大讨论了，连明目张胆拿出来都不敢想啊。
而这两份建白呢，虽然名义上和直秀没啥攀扯，一份来自英人汇通洋行，一份来自箱馆奉行堀利熙，可小栗一闻，就察觉到熟悉的气息。
直秀到底想干嘛？
这件问题的答案，困扰小栗很久了。
尤其是今天，当直秀解释如何拿出二十五英镑的时候，直接承认了一件事——当年他在海外留学时，在米洲留了后手，置办了产业。
啊啊啊，你小子终于承认了！
不过呢，小栗对此毫不奇怪，毕竟他和直秀对此早有默契：
从十几年前的蛮人献礼，乃至后来的咸亨洋行密贸易，小栗就明白这是直秀的手笔，当时只不过是大家一起装糊涂罢了。
而后来直秀在北虾夷地搞的风生水起，小栗也知道，少不了私通洋人这一条缘故。
可在这些事上，幕府乃至小栗本人，都受益匪浅，那当然没有揭破的必要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么、
而且直秀一直站的很稳：
对外，人家重未借洋人之手搞事不说，还曾力抗鲁西亚，维护了扶桑北部的平安。
对内呢，那就更挑不出啥毛病来了。
历次上缴年贡，准时不说，还保质保量，只有多的没有少的时候。就连提升年贡份额，那次次也是直秀主动提出来的。
就算今年白主立国后，人家也是一副忠臣孝子的模样。
助幕府军役，而且是掺合公武合体这样的大漩涡，直秀也没退缩过。甚至保公方样顺利出京后，人家白主也没趁机要好处。
非但如此，白主至今还有一千兵马在横滨警戒洋人，依然一副任劳任怨的模样。
可直秀越是这样，小栗就越心虚：
这世上啊，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直秀到底图什么呢？
按理说，白主如今立国了，也算幕府待直秀不薄——虽然不是直秀自己当上了国主，可亲儿子当了，那不一样嘛。
再说，直秀以一个二半场，二十年后风光如此，就算再刻薄的人，也不能说幕府赏罚不明。
可小栗想的，却和大家角度不同。
他如今看直秀，那是越看越像一个人。
像谁呢？
当然是太阁丰臣秀吉了。
除去身高、相貌不谈，那直秀和秀吉太相似了：
都是出身低微，然后以功绩卓著迅速升迁。没露出马脚的时候，一样以忠心耿耿、长袖善舞著称。
可你看秀吉最后干了啥？
织田家遇难后，秀吉就打着扶保幼主的名义篡了权!
如今，幕府也是同样的风雨飘摇，这情景何其相似。如果等到最后，直秀也搞成秀吉这样，那不就乐子大了！
其实，这也不怪小栗多心。
以前还好，最近这些年直秀搞的花样越来越多，而且都瞒着小栗，他能不嘀咕嘛。
冤枉啊，大人！
其实呢，这一切都是有的缘故：
从私交来说，直秀搞的可是杀头破门的大买卖，这种事告诉小栗，不是白白连累朋友嘛。
而从公事上，直秀就更没必要告诉小栗了。
小栗这些年是有进步，可架不住直秀是带挂的神仙啊。
受环境所限，好友充其量也就是个英吉利光荣革新的水平；可直秀呢，他想的就更远了。
这认知差异如此之大，如果两人能朝夕相处，直秀还能劝说一二，可天南海北的，这就莫法子啦。
因此呢，如果直秀和小栗直说，恐怕连朋友都没得做。
而且，北地走的是共议、公议的路子，根本不是孤家寡人那一套，就算直秀敢提，北地群英那也不能让他泄露机密不是。
这次能给好友摊一部分牌，就算直秀作为一代目威信高了。
他也是好说歹说，大家才同意的。
毕竟北地人少，因此对任何盟友都不能轻易放过，而小栗的资历、地位足够，又和北地一向亲近，这都要图穷匕见了，再啥都不说的话，那以后关系就彻底破裂了。
当然了，直秀肯自己掏腰包付账，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不过呢，要直秀全交代还是不可能的。
就比如这次，小栗忠顺直接逼问，“你到底想通过《扶桑殖产兴业建白》搞什么鬼”，这直秀就没法直说：
“如今基本盘不够，扶桑觉醒和受启蒙教育的民众太少，因此只能缓缓图之。”
这么说，恐怕直秀今天就甭想走出这个门了！
因此呢，直秀只能把话说一半：
“治乱循环三百年，加上如今西洋大兴，扶桑再不振作是不行了！
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有江户这个大树遮风避雨，大家的日子才好过嘛。
何况，这次阴差阳错，他们把你推到前面冲锋陷阵，我能不来支持么。”
这好话人人爱听，而且呢，小栗这次冲锋在先，他心底里，也未必没有和直秀别一别苗头的意思：
当年，直秀可是扒着自己的拢褶起家的，看到如今好友风生水起，要说小栗没有好胜之心那就太假了。
这次慷慨解囊，直秀明说是为了支持幕府和自己，又透露了一些隐私，小栗的心气就平和了许多——虽然他谁也没说，但最近压力实在巨大，现在能得到好友力挺，其实很是开心。
至此，这场会面的气氛终于平和起来。
等直秀又郑重承诺，“如幕府真的施行《扶桑殖产兴业建白》，我就留在江户帮忙后”，小栗终于放过了他：
小栗最担心的，其实还是怕直秀成了太阁一样的逆臣。
但当年丰臣秀吉只所以能成事，是因为统兵在外，如今直秀留在江户，那这个风险就小的多了。
工业国的力量比农业国强得太多，对这个的认识，小栗可能是江户幕臣中最清醒的几人之一。
因此，当别人不怎么怀疑新崛起的北地时，他可是一直抱有警惕之心。
但江户和北地相隔何止千里，调度力量相当不便，如今直秀愿意留在江户，自己眼皮底下看着，那可省心多了——就算想闹幺蛾子，也得有反应时间不是。
可怜的小栗，他就是自己骗自己:
本能寺之变后，是，丰臣秀吉带兵大回转，夺了主家织田的天下。可后来，真正长久开幕府的，却是当日停留在堺港的德川。
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有这个心，那是防不胜防啊！
不过呢，后世周先生不是说了嘛，“有时候，不知道是福气，一旦想多了，那都是痛苦。”
就这样，小栗对直秀终于芥蒂全消，交谈后还痛快地大醉了一场。
而有了直秀这临门一脚，那江户方面的动作加快，就根本不足为奇了：
文久三年（1863年）十月底，幕府与英、佛、米、兰四国签约，以赔偿二十万英镑的代价，彻底了解了下关炮击的攘夷事件——当然，这个约定还需各国官府批准，但基本就是走个过场，这首批赔款都收了，再改口，面子要不要了。
和历十一月初，江户城幕府大评定，《扶桑殖产兴业建白》正式出现。
十二月初，幕府公议通过了此建白书，文久革新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不过呢，让直秀始料未及的是，幕末都已经这样面目全非了，可十二月底，公方样家茂居然还是毅然乘船上洛。
消息传出，直秀满脑子的官司：
“这不应该啊，到底差哪了？”
原来，拜直秀乱入所赐，之前江户和京都就闹掰了，亦然出现了各走各路的架势。因此，现在将军家茂要上洛，这是什么鬼转折？
这十二月底家茂再次上洛，在直秀原本的世界是有的。
今年的变化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和宫下嫁后，朝廷和幕府搞公武合体有了基础，于是文久三年（1863年），也就是今年的和历三月四日，幕府将军家茂抵达京都。
可是呢，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上洛之后，家茂才发现大事不妙，提前入京的三役职，其中两个都已经倒戈了——将军后见一桥庆喜和武力攘夷派勾搭，京都守护松平容保呢，一边和皇室揪扯不清，一边倾向庆喜。
而剩下的政事总裁松平庆永呢，坚决不同意立即武力攘夷，还是要求以十年为约温和攘夷。
结果，朝廷、诸侯和自己人庆喜等人联手，把庆永挤兑得狼狈不堪，他一怒之下，三月二日提交了辞职，然后跑回老家越前——这个时间点，恰好是将军家茂到达京都前两天。
因此呢，家茂一到京都就被围攻。
说好的十年攘夷，结果眨眼间就老母鸡变成了大鹅，这到哪说理去。
迫于无奈，在伪装好人的大白脸庆喜劝说下，家茂只好在四月二十日，向扶桑各诸侯发出通告：
“大家伙听着，五月十日，举扶桑一致，咸与攘夷！”
可就算这样让步，将军家茂也无法脱身。
和宫下嫁，幕府有了针对朝廷的大牌；如今家茂自投罗网，想走？门都没有啊。
最后还是江户又派兵马接应，家茂也再次承诺坚持攘夷，最后才在六月八日逃离京都，同月十三日开始返程江户——江户的新增兵马，是六月一日登陆大坂，说白了，还是刀子讲道理比较好使。
可坑爹的是，这时将军后见庆喜，已经提前抄了家茂的老巢：
这位爷，鼓动别人把将军家茂扣在京都，自己呢，五月八日就跑回了江户。
之后他以辞职相威胁，清洗了一批反对者——将军被扣押在京都，政事总裁庆永撂挑子跑回了老家，那在理论上，无疑庆喜最大嘛。
但庆喜这么做，也不是没代价的。
终于有谱代诸侯、大身旗本起了疑心，六月一日登陆大坂的幕府新增兵马，就是这些人联合抵抗的结果。
等将军家茂七月回到江户，这些反对庆喜的人有了主心骨，那抵抗就更加激烈了——但直秀没乱入，将军家茂属于孤儿寡母一流，庆喜一系还是颇占上风。
不过嘛，花无百日红。
五月十日，打响了攘夷第一炮的长州，终于在六月五日，被佛国两艘战舰狠狠教训了一番——下关台场被毁，民居也被大量焚烧。
这个战败的消息嘛，因为丢人现眼，其实长州毛利家是想封锁的。
可奈何，纸包不住火，这对手佛国人不干啊。
因此，七月的时候，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于是不但庆喜在江户坐不稳了，连武力攘夷派的中心京都，那里也发生了大变故：
其实也不怨小朝廷反水。
这武力攘夷嘛，敌强我弱，自然难免挫折，输了那就再来打过好了。可部分公卿在长州的支持下，居然提议御驾亲征，这不是扯淡嘛！
扶桑皇帝一想，到时万一打输了，这你们都跑的比我快，那我不就危险了？因此，它酿的，谁提御驾亲征，谁就是逼自己蹈死啊！
当然，当时天诛盛行，京都动荡，连公卿姊小路公知都在五月二十日被砍死，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这姊小路可不是一般人，最早和幕府开干的廷臣八十八卿中有他，后来到江户督促幕府攘夷的敕使有他，如今的国事御用挂也有他。
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最近觉得武力攘夷风险太高，建议缓缓，居然就被砍死了！
”刑不上大夫”、“坐而论道”，这是大~人物的特权。
可姊小路被杀，这个规则都敢打破，怎么滴，还有没有天理王法了!
这件事的发生，让在京的大部分公卿、诸侯都有了危机感。
而且呢，当时的激进攘夷派还谋划着更要命的事，居然要武力倒幕和倒自己的藩主——后来，和历八月发生了天诛组之变、本圀寺事件，十月有生野之变。
这些动摇秩序的事情，再加上，六月五日长州战败的确切消息终于传到京都，终于促成了“八月十八日之变”：
在扶桑皇帝的首肯下，由公卿们进行联络，在京都守护松平容保牵头下，八月十八日，会津等诸侯二十七家，将七位公卿、长州藩兵和浪士，总计一千余人，赶出了京都。
这件事呢，宣告了武力攘夷派的分裂，其内部的激进攘夷派，如今彻底失势——立即与洋人开打，这事得缓缓。
之后呢，在京都的武力攘夷派面对的形式越发不利：
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变成了公武合体还要不要搞？
如果搞，那幕府倾向温和攘夷，这事怎么办？
加上此时，主张十年攘夷的前政事总裁庆永，他在越前福井的声势渐大，搞的举藩上洛，居然计划要拉两三万人马到京都。
这不是闹么？
江户到京都，大军怎么也要走个二十多天、一个多月的，可越前到京都，就三、五天的功夫，相当于朝发夕至了！
这谁受的了.
于是呢，武力攘夷派的两池田、蜂须贺和米泽上杉家，就打起了退堂鼓——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以家里有事等理由，这些诸侯就陆续回藩了。
当然了，这些诸侯跑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钱花光了。
武力攘夷派嘛，都是扶桑开埠以来的倒霉蛋，要不然怎么会积极攘夷呢。
这些人肯定没听说过一句话，“不充钱你怎么能变强呢？！”
反正熬不下去的武力攘夷派，这就算大部退场了。他们一走，京都小朝廷的摊子就支撑不下去了。
对于这种情况，公卿们一合计，穷鬼走了，那换有钱的好了，威风又霸气，里子、面子全都有。
于是，立志吃两头的京都小朝廷，就又开始召集人马，当然幕府作为头号实力派，这也不能落下啊。
先到的，是越前的松平庆永（十月十八日）、宇和岛的长脸侯伊达宗城（十一月三日）。
后面表示要来的还有一桥庆喜、土佐的山内丰信和萨摩岛津久光等人。
但幕府将军家茂，他上次到京都受够了惊吓，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再上当了。
于是呢，京都小朝廷不断派使者到江户劝说，“小哥哥，来嘛。”
最后呢，是旗本胜义邦建功了：
此时的胜，一边在大坂附近的兵库建台场，一边筹备神户村水军军操练所。因为将军家茂对他的印象很好，因此他被抓包顶缸。
但谁也没想到，苏秦再世的胜，居然真说动了家茂再次上洛——其实也好理解，这众怒难犯，朝廷、亲藩、诸侯实力派都去了，不想真开打，那就只能捏着鼻子去呗。
以上是原本将军家茂二次入京的原委。
可直秀不是乱入了嘛，今年春天的上洛，庆永成了好样的，作为政事总裁的他，坚决没跑，最好还以白主兵做先锋，成功护送将军家茂闯出了重围——基本没动手。
而将军后见庆喜，也没机会返回江户铲除异己。
其中的道理嘛，他是辅佐将军的后见，就要有人要回江户，那也该先轮到政事总裁庆永才是。
之后家茂和庆永都成功跑了，庆喜索性以幕府代表的身份留在了京都，和京都守护容保一起策划了“八月十八日之变”。
因为幕府两治政庆喜、庆永的决裂，现在京都小朝廷和江户幕府基本上是各行其是。
所以这次将军家茂还要上京，直秀就真搞不懂了，千里送人头，这是图啥啊？
可等直秀搞清楚了原委，他只能仰天长叹：
“真爱无敌啊！”
禁门之变（上）——起因
禁门之变又被称为蛤御门之变、元治之变、元治甲子之变。
真实的禁门之变，在1864年8月20日（元治元年7月19日）发生，是长州与一桥庆喜率领的诸侯在京都发生的激战，最终的结果是长州战败。
至于“禁门”之称的来历，则是因为长州兵马攻入了蛤御门。
起因呢，大方向是扶桑的攘夷策略之争，小方向嘛，则是长州的垂死挣扎：
前一年1863年，幕府及诸侯上洛后，第一次公武合体后幕府发布的攘夷令。
当时确定和历五月十日全扶桑开始攘夷，但幕府坚持渐进攘夷、从横滨锁港一步步开始，而长州悍然在五月十日炮击洋船，开启了武力攘夷的序幕。
和本书镜梦中不同，当时萨摩岛津家也被卷了进来——因1863年的生麦事件迟迟得不到解决，英船于和历六月下旬（1863年）到鹿儿岛海域谈判，因交涉破裂七月二日至四日爆发了萨英之战。
而战果呢：
英人方面，俘虏了萨摩藩的三艘蒸汽船（白凤丸、天佑丸、青鹰丸），严重破坏了萨摩藩苦心经营多年的集成馆（近代工厂区）、城门、箭楼等，房屋被毁者达500多间。
而萨摩则是击毙了英人旗舰船长，打死打伤英人数十人，击伤了来寇七艘英船的大部分。
插一句，此战保留了英人后膛阿姆斯特朗炮的缺陷，导致英人水军暂停了此炮的装备——当时，阿姆斯特朗炮卡壳，迟发等问题很多。尤其糟糕的是旗舰欧亚卢斯号上的一门阿姆斯特朗炮发生炸膛，迸飞的后膛螺栓导致炮组死伤惨重。造成了此战中英军的最大伤亡。战后调查显示，阿姆斯特朗炮的制造工艺有相当的问题，特别是尾栓和锁栓问题最严重，几乎全部的火炮上的锁栓均出现裂缝，个别炮的锁栓破裂。
三个月后，萨摩和英人在江户谋和，此时以萨摩藩赔偿25,000英镑结束——这笔钱是幕府垫付的，萨摩一直没有归还。
此战之后，萨摩在岛津久光、大久保等人的主持下，由武力攘夷变成了开国攘夷——久光本身就不支持武力攘夷，但1862年9月的“生麦事件”后，其被视为武力攘夷的先锋。在名望大涨后，久光的立场有所动摇。
而长州方面，（1863年）和历五月十日炮击洋船后，虽然吃了点亏，但依然没有死心，依然是坚持武力攘夷。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四国炮击下关是元治元年（1864年）8月的事，比镜梦书中三国炮击下关的时间整整晚了一年多。）
但长州攘夷的失利（当时佛、米两军攻破了下关町），加上萨英之战后萨摩的转变，以及幕府内部多数人对温和攘夷的坚持，导致朝廷及各方开始放弃武力攘夷的想法。
当年和历的八月十八日，幕府的京都守护松平容保，在小朝廷的支持下，联合八十余家诸侯，将坚持武力攘夷的七公卿及长州藩兵赶出了京都和近畿。
但是呢，整个扶桑的攘夷氛围没有变化，只不过，是从是否武力攘夷，变成了稳妥攘夷。
可是，根据幕府设计的攘夷路线，温和攘夷的第一步是横滨锁港和推迟后面的两港两都开埠（兵库、新泻、江户、大坂）。
这个嘛，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被西洋诸国公使接受——文久2年（1861年）竹内保德使团出访欧罗巴，以英吉利为首的各国已经同意了两港两都延迟开埠，这变本加厉的继续延迟，如何能获得洋大人的同意。
从文久三年（1863年）五月开始，幕府与各国公使进行了多次横滨锁港的交涉，可没有任何一次得到正面回应。
相反的是，各国就扶桑攘夷造成的横滨商品短缺，不断对幕府提出抗议。
十二月二十九日，幕府派遣外国奉行池田长发等人出使欧罗巴，但谁都知道，这次的希望很是渺茫——实际上，1864年池田一回扶桑就被撤职、隐居，他支持签署的与佛国的协议也被佛人废止。如果说成果嘛，倒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幕府从此打通了与佛兰西的军势援助。
因此呢，实际上温和攘夷的幻想也破灭了。
至此，扶桑自己想的攘夷各条路基本都被堵死了——实际上，1878年（明治十一）七月二十五日，扶桑才与米人开始就关税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第二年才开始与各国就关税开始谈判。而税权的完全恢复，直到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才得以实现。
而就在1863年攘夷开始破灭之后，1864年扶桑的情况开始更加恶劣：
虽然因为米人的南北之战，棉花的供应不足影响了欧罗巴诸国对扶桑的贸易额，可西洋对扶桑的压迫却没有停止过。
文久三年，因攘夷风潮，五月十八日（1863.7.3）酒井忠毗（若年寄）在英佛压迫下，被迫承认当时情况两国守备兵可驻屯横滨。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英人公使阿礼国正式向幕府提出，在横滨借用建筑用地，为驻屯的英人修建兵舍——未来的元治元年（1864年）末，横滨居留的外国人约300人，而英佛两国的兵力各为1300人。驻屯从186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75年3月撤退为止。
当时为了八月四国联合攻击下关，英佛米战舰已经开始集结，在江户湾的战船日渐增多，幕府迫于压力，只好同意。
而更早的文久三年十二月，幕府已向各国通报了实施输入品减税的决定（神奈川从第二年的一月开始，长崎、箱馆从二月开始）。这个决定呢，是根据文久二年幕府使团与英人的伦敦协定而来，当时是以减税换取两港两都的延期开埠。
到了此时，谁都知道，横滨锁港（控制对外贸易）已经基本没戏了。
于是呢，关于如何攘夷，扶桑各方就又开始了动摇——温和攘夷走不通的话，那武力攘夷，虽然看起来前景不妙，但拼死一搏，是否能死中求活呢？
当时萨摩早就已经低头，文久三年（1863年）九～十月，在横滨与英人交涉，同意赔偿损失并处罚生麦事件中的凶手。
可一直被幕府追索责任的长州，却不肯低头。
这里面的原因，一个是当时的治政环境：
元治元年（1864年）春季在京都，六位国是参与就攘夷方针和如何处理长州发生了剧烈争执。
一桥庆喜、松平容保坚持横滨锁港，但松平庆永、岛津久光表示反对——剩下的两位，伊达宗城、山内丰信态度暧昧；
松平容保、一桥庆喜两人坚持严厉处罚惹事的长州，可岛津久光依然反对，而松平庆永、伊达宗城、山内丰信则倾向毛利父子上洛自辩后再说。
从这个争执看，长州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而且长州不肯低头的第二个原因，则是攘夷风潮再起：
之前在文久三年六月，横滨居留地的英人枪击伤扶桑人，之后居然被英人驻横滨知事宣布无罪释放，此事引发了扶桑民众的不平。
文久三年九月二日，井土谷(横滨)事件发生，佛兰西一名军尉被杀，二人负伤。
加上横滨锁港不成、幕府又发布了减税决定，当时扶桑很多人对此严重不满。
就在元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水户天狗党的藤田小四郎（藤田东湖的四男）在筑波山举兵，要求幕府立刻宣布横滨锁港。
而由于庆喜在江户的盟友政事总裁松平直克的帮助，直到当年六月幕府才发出筑波军追击令，到七月七日，各藩联军才和筑波军之间开始了战斗-结果天狗党夜袭成功，大败了各方联军。
搞笑的是，庆喜以为水户天狗党起事是支持自己横滨锁港的，可实际上，背地里天狗党还和长州攘夷派深有交接——当然，庆喜后来才察觉此事。
长州正是因为天狗党举兵，看到了武力攘夷再兴的希望。
而且呢，文久二年（1862年）七月开始的天诛，本来已经在京都守护松平容保等人的努力下逐渐减少。但文久三年八月一十八日之变后，因武力攘夷公卿和长州势力被赶出京都，浪士天诛开始复兴。
受天狗党举兵的鼓舞，以长州武士为首，攘夷浪士开始策划一个大行动，那就是打算趁和历六月七日-十四日的祇园御灵会（当时京都最大的民间祭祀节日），借強风及烈日在京都放火，于混乱中刺杀公武合体派的公卿首领朝彥亲王等人，同时暗~杀一桥庆喜、松平容保等，并将扶桑皇帝带到长州——是否挟持扶桑皇帝，这个有争论，但刺杀计划是确凿无疑的。
可是让攘夷浪士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六月七日祇园御灵会举行前，六月五日事情就泄露了，新撰组突袭了池田屋，几乎将各方浪士首脑一网打尽。
受此影响，各方对长州的影响大坏——要知道，扶桑当时都是木屋、草屋，火灾一起，伤亡损失极其惨重，几乎可以说，如果浪士大规模纵火，那所有在京都的人，都可能被烧死。就算往轻了说，那十之一二是跑不了的。
因此呢，池田屋事件之后，几乎就没人敢公开支持长州了。
至于后世说，因为池田屋事件中多人被杀，长州为报仇才举兵进行禁门之变，这个就是扯淡——如果祇园祭放火的计划得以实施，那京都就会死伤无数，从这点来说，报仇的说法从何而来？难道只许你长州杀人放火，而不许别人制止不成！
因此呢，禁门之变的发生，从大方面来说，是因为横滨锁港不成导致温和攘夷无法实现，进而造成武力攘夷的复兴；而从小方面讲，则是长州穷途末路下的垂死挣扎。
不过呢，禁门之变中的疑点很多，这些请看下篇，“禁门之变（下）——疑点”。
禁门之变（下）——疑点
禁门之变的最大疑点，就是长州怎么敢主动发起进攻？
要知道，池田屋事件后，长州毛利家被各方鄙视，局势不利下，其不得不派世子毛利定广上京都自辩——禁门之变时，毛利定广还没到京都附近。
难道是表面上都服软了，可其实打的是绝地求生的主意？
这个很难想像，因为实力差距太大了：
从军械上说，差距倒是不大。
当时长州和庆喜领导的诸侯联军，武器都很简陋——主力都是前膛滑膛枪和青铜前膛炮。甚至部分藩兵，用的还是传统的木枪、长刀和弓箭。
比如当时战死的松下四天王之一的入江久一，传说就是被越前兵用木枪刺伤面部而死。
可从人数对比上，长州是毫无胜算啊。
长州兵马是两千，可幕府的势力，在京都就有二条城守军及会津（京都守护）、桑名（京都所司代）和彦根等常驻兵马数千，在附近的大坂还有大坂定番、大坂加番。
不算诸侯插手，也是两千打近一万。
后来呢，禁里御守卫总督庆喜获得了各方诸侯支持，据说最后长州是两千打两万多——当时将军家定已经回江户了。
可这么大的人数悬殊比例，长州为啥敢动手？
脑残么？未必。
据民间传闻，长州是被人坑了——原本应该是里应外合，可打起来之后，一个出来跳反的没有。
至于被怀疑的对象，除了阿波、备前、因州、米泽、淀藩这些原本持武力攘夷态度的诸侯，就是当时任“禁里御守卫总督”的一桥庆喜——另外萨摩也难逃阴影:
阿波、备前、因州、米泽、淀藩等，虽然在一年前的八月十八日之变中，他们参预了驱逐七公卿和长州势力，但毕竟当时没正式冲突。在当时横滨锁港无望、幕府对西洋诸国减税的情况下，如果这些诸侯突然说重拾武力攘夷，那也是有可能的。
况且呢，这些藩和会津藩一直有龌蹉——八月十八日之变前，两方面的兵马分别举行了京都大演练（五月左右），当时几乎是剑拨弩张了。
虽说也有一些干扰，例如备前冈山池田家主茂政，是水户老藩主的九男、一桥庆喜的兄弟，但毕竟茂政一年前（1863年3月）才接任家主，家臣中不服他的人还是很多。
又比如，因幡鸟取藩的家主池田庆德（1850-1871在位），虽然也是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五男，可一直以来，其藩内武力攘夷的立场非常强硬，这和庆喜只赞成横滨锁港的温和攘夷方略极其不同——文久三年（1863年）六月，鸟取藩炮击了进入大坂湾的英人船只。只是因为未命中，英人船只安全逃脱。
可说到底，这些藩国受对外开埠的影像极大。这都民不聊生了，那肯定要挣扎一下，既然横滨锁港温和攘夷走不通，那反水变成武力攘夷，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而一桥庆喜呢，则就更有嫌疑了。
禁门之变是元治元年（1864年）7月19日发生的，可在当年五月开始，庆喜和家茂代表的幕臣势力就近乎公开决裂——三月底水户天狗党起兵，要求立即横滨锁港。可江户幕臣对此大半不同意。六月时争斗日趋激烈，六月二十二日，庆喜的盟友，政事总裁松平直克被迫辞职。这基本上代表，庆喜在江户的势力彻底凉席。
而且呢，八月十八日之变时，庆喜在江户，根本没参与赶走长州一事。
说到底，尽管在当年春季的国是参与会议中，庆喜坚持严惩长州，可从根本上，庆喜和长州并未有什么化解不了的旧怨——毕竟，说是说做是做，禁门之变前，长州受到的最大压力，也过是要求毛利父子上京都自辩。
本来庆喜的最大治政资本，就是他逝去老爹齐昭留给他的声望和派系。而齐昭呢，则绝对是彻头彻尾的武力攘夷派——如阿波、备前、因州、米泽、淀藩等，其实都是出自齐昭一系。
从这点上来说，在与江户幕府近乎闹翻的情况下，如果庆喜放弃温和攘夷的立场，重拾老爹的态度后，加上他和备前、因州两池田家主的亲属关系，完全可以取得武力攘夷首领的位置——长州嘛，毕竟势单力孤，抢是抢不过根深叶茂的庆喜齐昭一系的。
这样看来，借长州进攻京都的机会，身为朝廷“禁里御守卫总督”的庆喜，完全可以借机重新竖立武力攘夷的大旗，继而独占近畿，和江户幕府分庭抗礼。
至于萨摩，毕竟是生麦事件的当事人，又在去年和英人大打出手。事后虽然被迫低头，可到底心里咋想的，谁知道呢。
而且呢，萨摩和长州素有渊源，从安政六年（1859年）便开始和长州进行萨长贸易，直到去年的八月十八日事变后，双方的关系才转冷。
考虑到这点，那在今年年初的国是参与会议中，和庆喜处处针锋相对的岛津久光，他如果转头与长州联手，也不能说没有可能。
综上所诉，势单力孤的长州，果断发起了对京都的进攻，这里面是否是因为有内应，真的说不好——当然，事实证明，禁门之变中，长州没内应，被打了个落花流水。但内应临时反水，这也是一种可能不是。
为啥这么说呢？
禁门之变中有很多地方引人深思。
比如长州路过伏见街道的时候，大恒藩进行了狙击，长州家老福原元僴负伤，不得不将军权委托给来岛又兵卫等人。
可问题是，当时大坂定藩、大坂加藩等幕府兵，居然老老实实地不攻击长州侧后。
当然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大坂城代、大坂城番等人被谣言下破了胆——长州两千人号称三万。
可实际上，长州三路人马里，嵯峨偏远不说，山崎是大坂地界，伏见街道离大坂也很近，这蒙人不好使啊。
再说了，大坂番组怕决战有风险，派小股人马总是可以试探一下的吧。这一试，两千和三万不久都能搞清了。
总之，禁门之变的发生，除了长州因不愿受罚而垂死挣扎的说法外，其背后有不少疑点。
merlin认为，很可能是某些势力给了长州承诺，但其实呢，这就是个圈套。
而禁门之变后，庆喜一系的“一会桑”统辖了近畿，按照罪行的受益人理论，他身上的疑点最大——春季坚持严厉惩罚长州，之后松口，再通过他人故意挑唆长州起兵，然后因为西洋在横滨的战船越来越多，算算成败后，自己反手一击，这卖队友不要太爽。
这里还有个插曲：
佐久间象山到京都，据说是受幕府之名，给公卿解释为何不能武力攘夷。结果七月十一日，佐久间被四大人斩之一的河上彦斋带人刺死；八日后，元治元年（1864年）七月十九日禁门之变发生。
这佐久间之死，可不可能，就是庆喜和长州密谋破裂的一个因素呢？
毕竟，佐久间象山和老中板仓胜静结好。要知道，本来板仓就和庆喜的关系不错。虽然在天狗党之变中，他拼命诋毁天狗党和反对庆喜盟友政事总裁松平直克，可后来，他却在将军家茂死后坚持推选庆喜做将军，后来事成后更是成为了庆喜的老中首座。‘
说起来，这其中就是一股浓浓的阴谋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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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幕末的对外贸易情况
扶桑幕末的对外贸易情况
（数据部分来自麦克莱恩的《扶桑史》和安冈昭男的《扶桑近代史》，其它来自论文和网上资料。）
在1859年开埠之前，岛国的贸易对象是兰国、高丽和唐人。
1858年签署《安政五国通商约定》后，根据约定，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开埠。
因为当时的幕藩体制缺乏管理，加上幕末动荡导致的资料遗失，因此对外贸易数据很是零散——要到1868年之后，数据才翔实起来。
扶桑的出口的拳头产品以生丝、茶叶、蚕种和海产品为主，而进口商品中除了棉纱、棉织物、毛织物外，武器、舰船和机械工业制品所占比重最大。在贸易对象国中，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英吉利所占的贸易份额具有压倒多数。
横滨迅速成长为扶桑第一大贸易港，从横滨进口的商品占到全国的百分之八十强。
这里要特别提一句，从单项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粮食出口一直占据了很大比例：
万延元年（1860年）闰三月，幕府发出了《五品江户回令》，命令主要输出品为杂谷、水油、蜡、吴服（丝绸）、生丝等的五个品种，这些禁止直接由产地送往横滨，必须经由江户的问屋对洋商进行统购统销。
杂谷呢，其实就是稻米为主的粮食。
也就是说，当时扶桑的粮食也是大宗输出商品——这个也能理解，后世什么有名的大米等农产品，不也是很受外商的欢迎么。而且当时中华因长发之乱动荡，粮食价格高企不下，操作好了，普通粮食也是有利可图的。
其它扶桑输出产品中，茶叶和生丝、丝绸的大量出口，同样是受到中华的影响：
1856年—1860年的亚罗号战争，1851年—1864年的长发之乱，导致中华的这些商品输出减少。
作为替代方案，西洋诸国开始从扶桑加大采购。
另外呢，这也和欧罗巴大陆的养蚕业受到重创有关：
1860年代，欧洲大陆的蚕疫病横行，其中在佛兰西和撒丁最为严重。这场蚕疫病，曾经使佛国的三千六百个市长、议长、及养蚕者上书上议院求助，可见当时之严重。
据说最严重的时候，佛兰西每年因蚕病要损失1亿法郎——大约是400万英镑，1860年代的400万英镑欧！
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佛国科学院院士巴斯德，1865年7月他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之后找出了病因——某种细菌，因此他被尊称为“欧罗巴蚕医生”。
可是呢，扶桑这样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生丝、丝绸和茶叶的高昂价格很快一去不复返：
亚罗号战争、长发之乱的结束，使中华开始恢复这些商品的出口。
而更要命的是，1869年欧罗巴大陆的养蚕业开始恢复元气，而天竺的茶叶也成了气候。
1857年-1859年天竺反抗英吉利失败后，茶园开始普及。
19世纪50年代以前天竺植茶业还处于萌芽时期。但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人开始才当地纷纷投资兴建茶园，掀起了第一次种茶高潮。
天竺的第一个茶叶公司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英人殖民者把除了查布瓦茶园以外的很多茶园出售给该公司——查布瓦茶园不卖，是因为华人经营的好。该公司在1852年售茶获利，消息传开引起轰动。
1859年后，英人资本大规模进入天竺，除了重点经营棉花种植外，相当大一部分投人种茶业，使新的茶园纷纷涌现。
因此呢，在1867年倒幕达到高潮的时候，扶桑的对外贸易已经开始露出颓相——对外贸易额增加了，获利却开始减少。
1868年成立的维新官府则更倒霉，1870年，扶桑的贸易逆差是其19世纪的最高峰！
其实呢，岛国的第一次贸易逆差，也就是入超，发生在1867年。据资料显示，当年逆差为960万美元左右。
然后挣扎了一下，1868年是稍稍出超，接下来就在入超的地狱里狂奔，从1869年直到1882年才稳定为出超——当然，这十三年里有一年例外，1876年稍稍出超。当年扶桑与高丽签署了《江华约定》，贸易额增长从邻居哪里占了些便宜。但此后没有根本改变入超的局面。
所谓入超，就是要净付钱给外国。所以呢，1882年前，扶桑基本上就是西洋诸国的原材料提供方和工业品倾销地。
持续流血多年，之前又不是啥富贵之家，因此扶桑老百姓的日子不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问题是，1859年开埠到1867年第一次入超，扶桑当时卖原材料挣到的钱，却被轻易浪费了，以致浪费了宝贵的发育机会：
1，扶桑当时建造了一些西洋产业，但是呢，以军械厂、船厂为主，没有转化为生产基础。
而且呢，安政六年（1859）六月二十日，幕府颁布了允许幕府旗本、大名及其陪臣购买枪炮的政令。这造成大量的金钱被用来从洋商手中购买军械。
这个也不好置评，毕竟扶桑难当头，这先军为主的策略，后来的维新官府也没改弦易张啊。
2，更主要的问题是，出超挣到的钱，被通货膨胀抵消了。
当时物价飞涨，据一份资料显示，1865年的米价比1864年足足贵了一倍，而1858至1867年的10年间，物价总水平上涨7倍左右。
也就是说，尽管挣到了钱，可是被极度的通货膨胀吃掉了。
3，当时的社会分配也有问题。
《五品江户回令》也好，各家的御用商人也罢，总之，辛辛苦苦用原材料获得的外贸收入，大头却被中间商拿走了。
也就是说，生产者尤其是广大农户，不是这笔财富的主要受益者。
因此呢，这个时间段的入超，并没有催生出更多的财富生产者，所以后来扶桑的近代化，基本上是一边挨揍被放血，一边是变本加利压榨民众搞起来的。
当然，从数据上看，压榨民众搞起来的官营产业大抵都失败了——虽然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可赔钱赔的狠，最后维新官府只能将其转给私人经营。
而且呢，1882年入超的功臣纺织业，其主力是私人经营，其中还包括了数量巨大的民间小作坊。
扯远了，回到幕末年代的对外贸易数据。
“文久三年（1863）超过1000万美元，输入额超过500万美元。”
“订通商条约后的10年间，日本对外贸易额直线上升。从贸易额的变化看，1860年至1865年，出口由471万日元增至1849万日元，进口由166万日元增至1514万日元，6年间分别增长约4倍和9倍。”
实际上，尽管数据缺失，大多资料都都显示，直到维新成功的1868年，1859—1868这十年，扶桑的进出口贸易额都是上扬的——根据数据，1868年的出口额直到八年后1876年才被超越，那个时候，就是扶桑用初级工业品掠夺邻居高丽的年代了。
但可以看出，扶桑进口的速度提升远远超过出口，在1865年的时候，入超的比例其实在迅速缩小，直到1867年第一次入超发生。
接下来，说说扶桑对外贸易对生活和经济的冲击：
第一个，肯定是物价飞涨了。
当时物价飞涨，据一份资料显示，1865年的米价比1864年足足贵了一倍，而1858至1867年的10年间，物价总水平上涨7倍左右。就在1865年，据说米价相比1864年涨了一倍。
“统计表明，1858至1867年的10年间，物价总水平上涨7倍左右，其中大阪主要商品上涨率是稻米815％，大豆959％，菜籽油557％，蜡705％，棉线756％，秩父绢299％，茶叶535％。”
当时普通民众的收入，那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这种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民众的生活开始极度恶化，这才是倒幕成功的根本原因——作为治政主体，幕府的民心尽失。
第二个，经济结构失衡。
当时出口的单类产品中，生丝、茶叶是最为盈利的。为了牟利，各地纷纷改良田为桑园、茶园，导致粮食产量不断降低；而且生丝价格上扬，导致扶桑丝绸业遭到了重创。
而输入最多的棉布、棉纱，基本摧毁了扶桑的纺织业。
“1861年棉花生产额下降为开港前的5%（这个数据存疑），而输入的棉布已占国内消费量的31.7%。关东真冈(木历木县东南)的棉织品业，开港前年产棉布38万反，开港后即降为12万反，不少织工失业流离。”
甚至有一份未证实的数据，1868年扶桑的棉花生产额降为对外开埠前的3%！
反正呢，1859年扶桑开港后，这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的水深火热。
而且，“在外贸物资的运送方面，扶桑完全丧失了分享商业利益的权利。当时扶桑的远洋航线为英人的半岛与东方轮船公司、米人的太平洋邮船公司和法人的帝国邮船公司所垄断，这些外国航运公司甚至在扶桑国内沿海航线上也抢占了一定市场份额。”
两外，外商不仅直接把持扶桑的对外贸易，还投资于生产领域。法商布雷在横滨开办了技术先进的制丝工厂，长崎的外商仅制茶厂有6家。外商工厂中，雇工最多的达1600人。“
就讨论到这里吧，最后是岛津齐彬在扶桑开埠前的看法——他不懂近代化和工业，但对扶桑自身的缺点还是比较了解的。
（岛津齐彬说）与外国通商有五害：
“自他国进口之物乃无用之物，自日本出口之物乃有用之物。以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乃第一害；
增加出口物品会引起国内消费品不足，乃第二害；
消费品不足便会引起物价上涨．乃第三害；
实际获利者为极少数商人。全体民众是真正的实际受损者，乃第四害；
纵使以出口物品易金银，但仍难以补足流失部分，导致人不敷出．乃第五害。”